Group items matching

in title, tags, annotations or url

教师都来自最优秀大学的毕业生

英国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教师的行业，对大学毕业后申请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师培训的年轻人给予7000-14000英镑的津贴，实习课程由国家提供并考核，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游说这些年轻人，告诉他们公众将尊重教师的工作。

一时间，武汉大学声誉鹊起，刘道玉先生红极一时。如此气势如虹的宣传手法至今依然 可以看做是经典案例，或者说是宣传炒作的登峰造极之作。是的，没错，就是炒作。翻来 覆去地炒，把刚刚提出来的想法当作已经实现的成就大肆吹嘘，又用媒体的报道来作为向 外界展示改革成功的确证！

对于刘道玉先生，作为武大校友，我一度和芸芸众生一样，被报纸上的校长形象所蒙 蔽，被传说中的校长故事所迷惑，但在阅读武汉大学历史，读遍其著作，搜尽武汉大学有 关资料，对比其他更杰出的大学发展道路之后，我以为，这是一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既 缺乏领导能力，又缺乏领导胸怀的意气书生，是一位只顾个人好恶，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 的自我校长。

一。 　　我问：“刘校长，您离开校长岗位年仅54岁，正当盛年，假定您当年去了厦门大学当 校长，或者去了北京谋划全国教改，您后续的教育改革成就，可能会比拒当上述一切职务 的今天的结果差吗？最可称道的风骨，是否应该是能够智慧地适应或者忍辱负重、发挥出 最大化的个性创造能量、最终能使人类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格？”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企业成功的充分条件是什么？我们谈了无数的必要条件，我谈都谈烦了，我今天谈一下什么叫充分条件？所谓的充分条件就是行业本质。那么纺织行业的行业本质是什么？我们这个纺织行业，从6＋1，从制造，一直到最后销售，在广东地区，应该是180天，在江浙地区稍微快一点，我看也是90—180天，你真正的行业本质是把这个整个流程6＋1的流程高度压缩，压的越短，你越成功，这个就是行业本质。也是你成功的充分条件。你知道世界排名第一的纺织行业它是几天吗？莎拉，12天，第二名，瑞典的公司21天。当初我在讲这个纺织行业本质的时候，我在广东讲的，珠海威丝曼集团，也和你们一样，180天，听了我演讲之后，马上改，改成了15天，那我说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我们贯彻郎咸平教授的思想，我说讲正题，他说，当我问每一个部门主管的时候，我们要按照郎咸平教授的思想，压缩时间，采购部门说我只要3个礼拜，我行销又是2个礼拜，物流又是1个月，那么加在一起又是180天，我说你怎么解决呢？他说，郎咸平教授上课一再强调，只要念完本科就是什么啊？缺乏创造力，思想僵化，因此，他把所有主管全部炒鱿鱼，换上一批新的主管，来了第一天就告诉他，15天，结果，半年之后，全部做到了。

当你把时间大幅压缩成15天，或者12天吧，你晓不晓得，你在整个6＋1的环节里面，6里面你省了多少成本？仓促从180天到12天，你省了90%的成本，到这里发现，撒拉之所以成功，根本就不考虑在中国生产，撒拉从来不在中国生产，他们生产80%都是在西班牙，成本不是很高吗？无所谓。因为纺织行业的充分条件是整个6＋1的高度压缩。所以他们仍然在西班牙生产，劳动成本非常高，无所谓，因为当你把6＋1的6一压缩之后，高度整合的结果使得你从大物流体系，省下大量的钱，而这才是席卷全世界的重要原因。

[53] 标题： 发表评论人：[游客]tidy [2009-6-5 11:40:47] ip:69.228.82.*   错字太多，还是改一下： 饶先生此文，是在为这位研究员未评上杰青鸣不平。但是， 1. 杰青是科技基金项目，不是科技奖励。饶先生例举其人水平之高，应该获得该项奖励，在知情人指出该所NIBS科研基金项目充足的情况下（17楼 5年2000万，饶先生在补充内容中并未直接否定，只是讲 a)如果申请到，该研究员可以不获同样的（杰青）经费（少拿些钱）,也即将杰青作为科研荣誉上的奖励，b) 该研究员经费尚未进入全国同类实验室的前50名（呵，生命科学真有钱，真的需要这么多，真的要到刀刃上了吗，当然这个问题就不在此深入了））。 杰青的钱，是基金项目资助，不是个人奖励，这个钱是否对该研究员的科研项目极为必须，才是饶先生这里真正应该阐明的关键---因为少了杰青这几百万，这位研究员的研究工作受到了多大的阻碍。是否因为没得到杰青，搞得他研究降级，甚至做不下去。 如果无法阐明这一点，再怎样说这位研究员水平高，其实都不能证明杰青评选的不当。因为，如果该研究员已经有了充足的上千万的科研经费，不给他加上杰青的几百万，并未使其研究工作受阻，那么这些钱用到别的科研工作者身上，应该是更有意义。 科学界也有自己的“生态平衡”，也是需要维护的，不是你是狮子，就得把大部分羊吃掉，也该给狼群们留下一些，甚至留下大部分,保证足够数目的狼群活下来，方式狮王自信心的表现。若真拿了国家5000万，再谗着杰青的几百万，就既有些贪婪，又会伤害“生态平衡”了。

[52] 标题： 发表评论人：[游客]tidy [2009-6-5 11:26:37] ip:69.228.82.*   2. 我认识一位非常好的基础科学专家，水平非常高，拿了杰青，也拿了百人计划，经费加在一起也超过四百万了吧。可是，他在另外一次80万的科研项目评比中落败，因而心里很不服气，私下里说不平。他水平高是事实，我相信他确实很可能比其他参选人水平要高，即使如此，那次评审在我看来也是正确的。实际上，他做基础科学，就是一张纸、一支笔，顶多加个计算机，学生也只有2、3个，四百万已经绰绰有余了。怎好再去抢别人的机会。 3.总结一下，国内制度上肯定有不合理之处，将“名”与“利”未作适当分割，所以，饶先生自己在博文上的话实际上包含一个意思，要的是这个杰青的荣誉，钱可以少拿。但在现有体制下，你占了这个名额，别人就得不到相应的钱，是不是就有可能影响他的科研进度。 在此情况下，让让又有何妨。而且说真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如果真是为中国科学界出力，为中国科学界的良性生态环境做贡献。该有的荣誉终会到来的，别那么急不可待。靠博文吵吵，囿于个体局部环境争名要利，无心于生态环境的大局，反而可能失当。 当然，以上的前提，是建立在该研究院已经得到充足的科研经费的前提下，这个前提应该是对的，因为饶先生自己文章里也讲，『不获同样的经费（如获杰青，经费量比其他人少很多）』。 4. 至于科研奖励（Nobel奖，国家科技奖），则应该大家一视同仁，不区分谁手头上钱多钱少，完全照参选人的本身科研贡献来评。 5. 因此有些感慨，饶先生这里的鸣不平，是出于公义吗？既然回国投身于祖国建设，应该把眼光和心胸放长远点，一点点几百万没搞上，让给别人，于理于情上，都不一定是坏事。

[66] 标题： 发表评论人：[游客]tidy [2009-6-8 12:47:43] ip:69.228.82.*   『就是，国内就没有值得NIBS邀请的专家吗？』 道理不在这里。Colloquium一般是应该请大科学家来，而Seminar则不一定非要请有成就的科学家，博士后甚至博士生都可以请过来上台讲。 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水平高低上，而是有没有这种主动跟国内学术界交往的意识。相比饶先生在这反映的问题，肯定产生于NIBS科学家私底下给他的抱怨，饶先生因此呼吁，属于学界领袖的“仗义行侠”之气。 但是，在“仗义行侠”之前，是不是应该把我前面说的这两个问题 1. 不得杰青是不是影响了NIBS的科研进展， 2. 国内回忆不邀请你NIBS科学家，那NIBS的日常学术Seminar Colloquium邀请了国内科学家没有。 弄清楚，再进行呼吁，呼吁不成再发博贴。 所以，对饶先生本人这种博贴行为，现在可以归纳两种可能： A. 饶先生的思考角度，仍然是从小集体出发，测量事物的标准，也仍然是得名得利。 B. 饶先生的思考水平、处理事情的能力不够，所以真的是在“仗义行侠”之前，没有考虑到问题1&2，然后就根据个人囿见写文，有跟贴说明情况后，继续写一个补充。但这个补充反而暴露了更多的情况，让人并不认可。 在我看来，这二者必居其一，居哪一个，都有点让人遗憾。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先后次序的约束。我同意格林斯潘的看法，美国的经济复苏要靠房产市场的复苏。不知格老怎样想，我认为搞起楼价会替毒资产减「毒」，此关一过，经济复苏可以预期。以通胀搞起楼价不是实质性的，但对重要的减毒会见效。我认为美国今天面对的困难是不可以先搞起经济然后让经济推动楼价。我曾提出的微观方案——例如撤销最低工资——政治上不可行。纵观上述，余下来的办法就是先搞起通胀。后患当然有，善后不易，但博得过。既然没有其它选择，非博不可。

这就带来我最后要谈的Kenneth E. Scott与John B. Taylor的一篇文章（大约七月二十发表）。前者是史坦福的法律教授，后者是史坦福的经济教授。他们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毒资产那么难清理？》。两位大师双管齐下，他们的论点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复杂无比，要清理必须大幅增加其透明度。这点我早就意识到，但细读该文我还是感到天旋地转。大致上去年雷曼兄弟事发后我的猜测没有错：借贷与抵押的比率（我称为浮沙指数）太高，衍生工具与保险合约纵横织合，纠缠在一起，是以为难。

读者不妨找该文细读，读得精神错乱可不要怪我。这里要说的，是美国的曾经被认为是伟大的金融制度不容易修改挽救，基本上不应该保留。然而，拆除然后重建会损害很多金融专才的利益，而在这大事改革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少麻烦。这制度不可能出自市场的自由演进，也不可能出自政府的悉心策划，而是二者混合的惊世败笔。我恐怕将来美国的经济史学家要为之而感到此恨绵绵无尽期。   我敢说，任何金融制度，需要一个法律学者与一个经济学者联手才能大略解通的，皆不可取。

1980年代，教育家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推进教育改革，其选择的突破口是学分制，允许学生自由选课，转专业或转学院。

『看最近lix这三个帖子，感觉是，人地位高了，说话就容易颠倒了，就容易想当然而，具有一些奇怪的立场，说出一些让普罗大众笑话的言语出来。』 抱歉，这个句子里还是用了一些形容词，好在还是有很多实际的动词和有操作性的句子来支持这些的。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4-25 11:16:47]    “国家的责任是为负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提供良好的服务，对不负责任的父母实施强制，” 其实应该反过来问一句，建设国家的父母们，对在教育上负责任不够的国家，应该实行怎样的“强制”。 看最近lix这三个帖子，感觉是，人地位高了，说话就容易颠倒了，就容易想当然而，具有一些奇怪的立场，说出一些让普罗大众笑话的言语出来。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4-25 11:11:57]    其实除了智力/财力帮助，还应该加上权力帮助。所以前文“智力/财力帮助”处，均改为“智力/财力/权力帮助”。

[9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1:06:46]    另外，作为大学聘人来说，确实是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系主任确实应该可以有100%的否决权，但是不可以有100%的最终进人权，进人权还需系学术委员会的讨论方可。饶先生这里的错误有二, a. 将自己的否决权建立在一个非常滑稽的基础上，附SCI信息，成为了行使否决权的重要参考，而不是文章内容本身，这让人想到的是政治，而不是学术，是暴力，而不是智慧； b. 饶先生文章通篇讲的人才聘任，但看不见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在哪里，只看到他自己（加上他的朋友）的权力选裁，如果一个美国大学系主任，在这样的文章中，突出自己的好恶和权力，不知他在同事眼里会被如何看待。希望，饶先生在北大生科院的具体操作中，不是这样的。 前一阵，武夷山写出博文，将“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的快速建设，作为当前科技发展首要的事情，并寄相当的希望与海外教授们身上。他在看了饶毅先生这几篇文章的表现后，不知对自己的建言是否还有相当的自信。 总之，不管是“千人计划”--目的直接提升人才水准，还是“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目的间接提升人才水准。都应该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不可能一朝而就，不是先有蛋再有鸡，也不是先有鸡再有蛋，需要二者（高阶人才+评价体系）共同进步，形成良性循环才好。 现在的担心是，“文革阴影”这一代，如果去不掉自己的童年阴影，少年阴影的话，却不掉那些“强迫症”，“急躁症”的病根，也许中国科技体制，在他们这一代手上，仍将会继续恶化，那样的话，中国又要在历史进步轨道上走相当长的一段弯路。

[93]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1:06:36]    『这个提醒，对年轻人申请美国大多数中等以上的机构适用，在中国有些单位适用。』不知美国那个中等以上机构，就敢在聘人要求中写出这样的威胁性话语，这是要打官司的，ISI不会让你这么欺负它的。『中国有些单位适用』当然就是饶毅和他代言的朋友们的机构，不知饶的朋友们是否授权饶毅这样代言。 要反对一个事物，就要一棍子把它打死，如SCI,不惜以威胁年轻人进职作为代价。实际上，如果饶毅作为美国大学的系主任的话，我很难想象他会对应聘者白纸黑字写下这些“威胁性”语言，为什么他在中国就敢呢，回到了自己的土壤了。 其实国内也在发展，并不是饶毅刚出国时候的状态。即使是“文革阴影”一代，其中也还是有很多领导采取善意的、柔和的作风，不会随便去威胁应聘者，评职称者，应该如何如何。另外，SCI毕竟是客观数据产生出来的信息，以自己的喜好，来打死一个客观信息，实际上，可能最终受辱的会是自己，因为这里，博主要打击的已经不是国内使用SCI的领导者了，而是SCI信息本身。

[92]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6-25 1:05:31]    饶先生此处，作为北大的一个院系领导，博文是有不当之处的，也许他自己会奇怪，怎么好好的题目，也引来这么多人骂，自丑而不知,即使加上补充版，跟上次那篇“年轻人”一样，反而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1. 写文章不能采用这么居高临下的态度，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面对年轻人和后进者，更不能使用威胁的口吻---如果你申请时，附加SCI信息，则“只会徒增笑料，降低被面试和录用的可能性”。 不知这个威胁，又有何科学性的地方，是从这个做法中，看出该研究人员人品不好呢，还是科研水平不好呢。这都不是，唯一的地方是，这样做，不符合饶毅这样几位领导的口味，不符合他们的“政治态度”。 2.作为领导，可以不要求申请者在申请材料上附加SCI信息，但是如果申请材料上有，其实也完全不必采用拒绝的态度，看一眼又何妨，了解一下又何妨。关键是采用多元化的评判标准，取其所长即可。 从这些，都可以看出饶毅作为“文革阴影”一代，虽然在国外历练过多年，但回国做事时，言行上还是采用他们那一代的常规思路，具有相当的“革命性”习惯，以“政治（而且还是偏激型的）”代替学术。

1941年，就在吴文俊大学毕业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开进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吴文俊只能以教书谋生，在教课之余，他也做一些数学研究，但如同盲人骑瞎马找不到出路。五年后，正当吴文俊对数学逐渐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位数学家应邀回国，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他就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陈省身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吴文俊的一生。  

吴文俊：我走的是在学校里边从实变函数论走上点集论，做点集拓扑。点集拓扑有许多概念，这个概念那个概念，现代数学也是这样子，概念一大堆，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我做了一个清理。陈先生就指出来，这些概念事实上都是人为的，不是客观世界，现实是这样子，你非得有这个概念不可，而是为了逻辑推理造出来的，人为造出来的，然后追求这之间相互逻辑关系，不符合客观世界的认识，大体上是。他这么一说，我马上醒悟了。如果我走那个道路下去，那个是永远没有出路的。

陈先生一天过来，就跟我讲，你看书看得太多了，不要看了，你应该还债。我听着莫名其妙，还什么债？他就说你看了人家的工作，就等于欠了人家的债，你应该还债。我说怎么还呢？他说你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写文章，以这样子方式来还债。那我就不能看书了，我就想办法去找一个问题来做了

校级科研奖励制度，名正言顺，势在必行 各校本质上已经存在了科研奖励制度，比如发一篇SCI文章，奖励一万不等。不过这个奖额目前似乎逐年下调，因为能发SCI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些老师私下里讲，这个好啊，你们学校也别老搞什么几百万的项目了，直接有多少文章，奖多少钱就行了。要是结合某些现实情况，这个建议还真有些合理性。 本文建议，各大学应该设立本大学教师的优秀论文奖励制度，从而将以往就存在的制度，升高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台阶。 好处是，与科研项目相比： A1. 科研项目申请，原则上不是基于已有成果，讲究未来发展，这个当然是对的，所以科研项目中的待遇提成，应该基于科研人员的人工成本，而非奖励角度。 A2. 科研项目申请，当然会讲究过去的工作积累，但往往会结合“量”的考虑，而优秀论文奖励则不然，以一篇论文的优秀论成败，想评，拿出你最好的那一篇即可。 奖励制度，当然也会需要评审，会牵涉进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是在校级层面展开，评审问题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对制度建设是一个好事，从而对学校的科研制度有极大兴奋和推动作用。 譬如，必须要求，参选优秀论文奖者，需做一小时报告，可安排在每一周的固定一个时间，一次一位（不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内，哈佛大学优秀本科生论文评定即是如此），全年大约40周，则大约允许40位竞选者，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也不少了，对于名校、大校，则可以采取学部分类制，每一个学部，还是全年40周，每周一位演讲参评，共40位竞选人。 国内目前科研气氛还不够太好，很多同事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的工作，专题报告(Seminar)和大报告(Colloquium)往往来的老师不多。想必，具有评奖性质的学术报告，来的老师会多很多吧，长期下来，自然成为习惯。 校级评选，甚至可以直接结合该学部的每周大报告(Colloquium)，形成“对讲制”，外来大科学家讲一个小时，本校参评科学家讲一个小时，若两人内容相关，可以由他们俩自己调整演讲顺序，外来大科学家可加做此人的评审委员。 这个奖的额度怎么定呢？现在提出一些建议性质的内容，供大家指正。 原则 A. 将年轻人分开评，鉴于国内博士生的平均毕业年龄，可选博士毕业平均年龄6年之后，比如若博士毕业平均年龄是28岁，则加6岁之后是34岁。这个6年，相当于又一个博士期，对于鉴别一个年轻人潜力来说，足够了。     将年轻人分开评，国际大奖最显著的就是Fields奖（40岁），具有极大的好处。不仅避开了论资派队的可能，而且会让公众和当今科学家认识到当今研究的最新方向是什么，不像Nobel奖，大多都是几十年前的工作，因而缺少对年青人的科研方向引导功能。     我们国家的杰青，就采用这个原则，不过把年龄设在45岁，比Fields奖40岁大，再参比欧洲数学会年青科学家奖32岁，就要高很多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会不会因为这个参数的设定值过高，而受到重大影响呢？有可能啊，这种东西可不好证真或证伪，很难用推理达到理性证明的。 原则 B. 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特等奖的奖金额度，按二倍法指数递增，即比率为： 1:2:4:8 特等奖和一等奖允许空缺。那特等奖额度定到多少呢，太少了不行，这是校级奖励，反而不能像那些国际大奖一样，钱不够，名来补，得了国际大奖的科学家可以因此在别处得到好处。校级奖励，要讲究实惠。 在我看来，特等奖应该结合青年科学家工资和当地住房价格而设定，应达到5年科学家工资之和或者当地住房的50平米-100平米价格。比如北京地区可选作50万，依此，其他奖的额度都确定下来，三等奖是6万多点。 这个制度，虽然是校级制度，评的是校内人员，促进的是校内评审制度的改善。但其对校际竞争的作用亦是很强： B1. 各校会比奖额，你名校的特等奖奖额和总奖金额度，反而比某些低点的学校差，说不过去吧。 B2. 各校会比得奖人，你名校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比不上某些低点学校的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说不过去吧。 这些奖励，都是公开，大众能够了解和容易注意的，哪个学校想胡搞自己的科研奖励评审制度，不拿出自己最好的人才评奖，只拿领导关系好的出来，那是自掘坟墓，牵扯到这份上，大多数校长都不是傻瓜，允许某些恶势力，搞大范围的胡来。 呵呵，我相信，小学校会先搞起这个制度，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会增光而不会有损。但是名校、大校的行动会有延迟，因为存在着B1、B2的忧虑，但只要科研奖励制度在小学校蔚然成风，名校、大校最终会被裹进来，在人才竞争，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大势所迫，势在必行。

[15]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2:10:04]    另外，说到公务员，现在网上可以看到某些权力关键点上的公务员，确实是在争各种高额待遇。科学家想跟他们争，动动嘴皮可以。但也有些，连嘴皮都懒的动，后者也并不是“趴性”。实际上，为了让关键点上的公务员提高新，前些年的理论支持是，高薪养廉。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其巨大错误了，高薪还是养不了廉，反而增加了其恶势。只有行政系统透明化，方能遏制住腐败，其他途径，都只是辅助战术而已。学术界，难道就可以摆脱这个规律性吗？高薪养廉已经死了，高薪养学术，又出来了。果真有效吗？所以，我的猜想（免费贫困大学生政策）和建议（顶级科学家限薪），可能对当前的现实有实际的意义。

[1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1:53:04]    稍作补充：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正是因为实行“低成本”战略打下天下的，所以低成本发展战略，是国家级战略，跟知识分子的“趴性”，毫无关系，二者不可混淆。精英人才，在某些特殊发展阶段，并不是用“薪金”来定位自身的价值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也是国外一些宗教影响下的人士的特点。当年，跟着共产党走的仁人志士，自觉自愿地接受低薪、超低薪，面临的却是要抛头颅洒热血，这些人，不是可以用“趴性”去理解的。他们的精英性，不会因为低薪而改色，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给我们留下低成本运作的广大空间，使得一切才有可能。现在，我们这一代的选择是，要不要给我们的后代，继续留下低成本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我们这一代，就把它花掉。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奥的政治和经济学问题，跟腐儒的“趴性”，毫无关系。

[12]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1:40:18]    所以低成本发展战略，是国家级战略，跟知识分子的“趴性”，毫无关系，二者不可混淆。在讨论战略问题的时候，需要多加思考，而不能将问题归于某一阶群的“德性”。直接从理性的推理证明即可。我那篇文章暗含一个猜想，即只要能够广泛提供贫困人口中优秀人才免费大学国民待遇，即使顶级科学家的工资不做过大提升，对二十年期的中国科学发展，影响不大。甚至，我主张由国家层面制定政策，给顶级科学家限薪，从之抑制住各校在争夺人才中打出的“高薪牌”，这样，“高薪牌”打不出了，各校在争夺人才时，就得打别的牌，比如以更好的政策，去吸引顶级人才。既然是猜想，当然就有可能是错的，只此一说而已。感谢李小文老师的系列博文，让我认识到这一问题，对中国发展的严重性。博主回复：》直接从理性的推理证明即可。那是我的弱项:( 我喜欢几句话讲清楚一件事，一写长了，自己都忘掉自己在说什么了:) 所以数学也学不深。还是偏形象思维多些。

钱伟长：还有学制呢，本来大学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学期18个星期，两个学期30多个星期。上海大学改成了一年三学期，一学期10个星期。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一学期的前10个星期学生都在玩，到10周以后才开始看书，其实只有几周学习了。三学期制让学生很早就开始看书。我会教他们怎么努力。  

国外的研究发现，医疗卫生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在患者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的竞争环境下，患者缺乏寻找最低价格的能力。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能选的是什么？一定是选最品牌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服务环境，这是患者可以选择的。在这个激励机制下，各个医院都会竞相地聘名医、买高新设备、修豪华的就诊大楼。在医院市场上，以患者为主导自由选择的竞争生态下，这种竞争不是价格的竞争。

哪一种竞争形态会降低价格呢？在美国最近流行的管理保健竞争形态是可以降低价格的。这种形态我们叫做以支付者为主导的竞争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