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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武汉大学声誉鹊起，刘道玉先生红极一时。如此气势如虹的宣传手法至今依然 可以看做是经典案例，或者说是宣传炒作的登峰造极之作。是的，没错，就是炒作。翻来 覆去地炒，把刚刚提出来的想法当作已经实现的成就大肆吹嘘，又用媒体的报道来作为向 外界展示改革成功的确证！

对于刘道玉先生，作为武大校友，我一度和芸芸众生一样，被报纸上的校长形象所蒙 蔽，被传说中的校长故事所迷惑，但在阅读武汉大学历史，读遍其著作，搜尽武汉大学有 关资料，对比其他更杰出的大学发展道路之后，我以为，这是一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既 缺乏领导能力，又缺乏领导胸怀的意气书生，是一位只顾个人好恶，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 的自我校长。

一。 　　我问：“刘校长，您离开校长岗位年仅54岁，正当盛年，假定您当年去了厦门大学当 校长，或者去了北京谋划全国教改，您后续的教育改革成就，可能会比拒当上述一切职务 的今天的结果差吗？最可称道的风骨，是否应该是能够智慧地适应或者忍辱负重、发挥出 最大化的个性创造能量、最终能使人类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格？”

此时，我国著名科学家沈元教授（后来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由于抗战而南下，曾在该校兼课，他在一堂数学课中，讲了17世纪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的一个猜想。哥德巴赫在1742年曾经猜想任意的大偶数恒可表述为两个素数这和。

他们要专家博导去教高等数学，以为这样会提高教学质量，搞得一时风风雨雨，其后果是，连总结都做不出。这真是没有教过几年书的人想创新，杜撰出来的新主意；

我的授业老师是关肇直先生和段学复先生，他们教会了我数学分析和和高等代数，让我领会了基础数学的精神实质

为此我放弃了早期的目标，即量子场的数学理论，因为用von Neumann代数、因子分类等语言研究场论是迄今被数学界推为正道的传统数学内容，但是我相当肯定，没有一个物理学家愿意认真对待这一类的数学结果。

解放初期，毛泽东召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长马叙伦三人，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就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科研关系问题征求意见。郭沫若主张科学研究主要放在科学院，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马寅初极力主张高等学校应该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不能讲以教学为主，轻视科研。两人争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马叙伦则取中立态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没有做出结论，不了了之。事实上，以后奉行的就是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的路线，当时也是经常这样提的。现在看来，郭沫若的意见是错误的，马寅初的意见才是正确的。我国在上世纪末，才开始重视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不再提以教学为主了。

以后我任教过的学校有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所、纽约石溪分校、史丹福大学、加州圣地牙哥分校和哈佛大学

林先生另一個令人津津樂道的成就就是他在應用數學上的貢獻，他曾經做過美國工業及應用數學學會(SIAM)的會長，

。吴文俊先生上课，板书极其美观，写的又快又好，边写边讲，极少看讲稿。两块黑板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擦掉；再重新从左到右写一遍，这时就接近下课了，时间掌握极准。有时他也会停下来片刻，左手托着右胳膊，用右手指摸抚着下巴，面对黑板呈沉思状，这是他为我们留下思考和记笔记的时间。

当年考试也是很严的，记得有一次高等数学考试，从上午八时一直考到下午三时。

王知常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为了引诱科学家们加入这个批判组，王知常承诺，其成员可以享有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特权。但是事实证明，想引诱复旦的物理学家参与批判并没有那么容易。

大爆炸宇宙学虽诞生于１９４０年代，但直到１９６５年发现宇宙的３。５微波背景辐射之后，才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热”起来。

记得一次爷爷从上海托人带一本代数习题集给我，我高兴极了。以後每晚总在煤油灯下一题一题地演算着那些我并没有全学过的代数习题，直到妈妈摧几次才吹灯。代数作完了，就搞几何习题，物理习题作。林伯伯有一本趣味物理也是我爱不释手的书。这样，若干年后我形成了一个奇怪的也是独特的知识结构。

记得那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好象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两个词：‘希望’和‘等待’”。

“今天是2009年2月18日，我是在1968年2月18日早晨8点离开北京大学的，现在正好41年，一天不差。我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在甘肃的碧口山里参加白龙江水电工程建设，一呆就是10年。一个学数学和拓扑的人直接参与到工程中去，当然有许多背景。”

他介绍，岩石块体分为两类：关键块体和一般块体。关键块体就是不用其他块体阻碍，自己能塌下来、掉下来的块体，“这是最危险的块体，第一批岩石掉下来后，其他岩石就会一批批地掉下来。数学上可以证明，这种塌方是可以利用计算算出关键块体的。这就不是几何问题，而是拓扑学的问题，而且还有许多统计学在里面”。

2007年7月，国际岩石力学会50年会议在葡萄牙召开，会议的图标就是石根华在《中国科学》上发表的这篇文章的图。石根华说：“现在，关键块体是国际岩石力学的一门必修课程，这是从白龙江水电工程开始的。”

　　夏培肃：具体的我也不太记得清楚，我想可能研究生有40来个吧，不过有的还没毕业，有的是毕业的，有的念了一半就走了，出国了，那种比较多。大学的那里好像有几百人，训练班办了四届，总共培养了七八百人。 　　夏培肃和丈夫杨立铭邂逅于浪漫的大学校园，从此开始了他们半个世纪的情缘。双双留学英国，又一起回来报效祖国，一个是著名物理学家，一个是计算机研究领域的泰斗，1991年，同时成为中科院院士，被尊称为“科苑双星”。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特斯拉能够整本整本地记住书籍的内容，据说他有“照相机式的记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