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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韦尔奇上任后和现在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口号相同，就是变革。（很巧的是，奥巴马现在的年龄和韦尔奇当年差不多。）首先，在人事上，它将高管（Executives）的人数裁减了一半，同时裁掉了 10% 表现最差的经理。GE 以前级别森严，上下级沟通渠道不畅，韦尔奇为了改变这种风气，有时很不“职业地”越级了解情况或者传递自己的想法。韦尔奇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认为，他这种不守规矩的做法是他给 GE 带来的最大价值

像 GE 这样“传统”的公司，以前只有高管们有股票期权，而一般员工是没有股票期权的，韦尔奇改变了这个规矩，将期权的范围扩大到三分之一的员工。

《一个世纪的发明—3M 的故事》（A Century of Innovation The 3M Story ，3M 公司免费提供电子版，但是很遗憾只有英文版）

我说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的本质不是经济更好了，不是我们更富裕了，而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这是什么意思？我国制造业企业家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已经开始急速恶化，因此，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不投资的，拿出来去干吗呢？炒楼炒股了因此大量的企业资金进入股市、楼市才是楼市泡沫和股市泡沫的真正原因。

四十多年前佛利民对我说：「一个人最不愿意做的是什么？是认错。市场不会要求任何人认错，但决策错了，市价下跌，或要亏蚀，是市场给错误决策的惩罚。市场是一个不要求认错但会惩罚错失的地方。」

「如果民间持有某国企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国企可能称不上是国企。但国家究竟持有股权多少不是重心问题。重心问题是民间持有的那部分，足不足够可以随时把国企的股价在市场沽得七零八落！」

赚钱不一定做得对，亏蚀不一定代表着失败。连年亏蚀的私营企业有股价急升的实例，而赚钱企业的股价可以跌得头破血流。股价是由市场对企业的前景预期决定的。企业本身的操作如何，产品的销售前景如何，不可能没有识者知道，而这些识者的行动会导致市场的股价作出很快的反应。不一定对，但市场的运作就是这样。市场传达讯息；市场惩罚失败。你改不改？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政商关系,他持同样风格。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与当地镇政府有过一次“斗争”,甚至惊动了中纪委,最后曹德旺胜出,当地一批官员“被贬”；上世纪90年代,他曾因股票上市事宜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大闹；去年,身为北方某省经济顾问的曹德旺参加该省的相关会议,因气愤对方态度怠慢,他甩手就走……       “中国官员的腐败和散漫很多时候是企业家慢慢培养出来的。”曹德旺语出惊人。或许,曹德旺正是因为在创立福耀初期就遭遇过有惊无险的政商交恶和惊涛骇浪,即使他的锋芒并不会马上隐去,在“吃一堑,长一智”的中国通俗哲学中,他至少逐渐谙习了周旋和变通。

同时,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曾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并官至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用；可以说,尽管曹德旺是个非常懂得分寸的人,但不可否认他又是一个幸运儿

　南方周末记者得知,针对曹德旺拟成立的“河仁基金会”,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普华永道和安永日前正在争夺将来的审计权,而德意志银行、汇丰、花旗、高盛等投行均有意角逐信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