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异见群体也好，独立知识分子也好，最忌讳的就是“自恋”，把个人的受难经历放大后来看整个社会。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经历放大来看，我这18年就没有好日子过，我凭什么跟共产党那么温柔啊，但是事实上社会的其他各个层次都在变。例如1990年代我在知识界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和我们这样的人一块吃顿饭都要四下张望，根本不敢去我家，他们担心我家肯定有窃听器。现在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个朋友举行婚礼的时候，盛情邀请我去，并在婚礼上第一个介绍我，而警察就尾随在我的身后。还有一次我去上海，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警察也有车辆尾随，但是那些年轻人一点恐惧也没有，反而觉得很好玩，争相给警察的车拍照。这说明民间的恐惧感正在慢慢消失，恐惧感的消失是很重要的。你看90年代能够从事政治案件辩护的律师只有张思之和莫少平，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了。尽管整体数量还是小，但是现在不断地有新的维权律师进来。民间在不断地进行突破。

　今天中国的维权行动实际上也是一种迈向和解的方式，因为社会上很多的冲突，如果没有正确引导的话很容易走向暴力，而维权实际上是用法律来化解冲突，和解和法律是分不开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方式来去看待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正在发生的冲突。另外我特别提醒诸位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于西藏新疆的问题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也非常缺乏了解，我跟王力雄谈过几次以后，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大，如果我们这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还对西藏新疆那么不了解的话，那将来民主化的过程，和民主化之后那个灾难恐怕很难避免，所以我希望大家对西藏、新疆的问题在历史、宗教、民族文化等角度多做一些思考，多做一些表达。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重点关注西藏问题。西藏问题在我看来是全局性整体性危机深化的关键标志。西藏问题本身并不会导致很大的变化，但是根据我所了解到的体制内外的各种信息，充分表明了随着整个经济危机的深入，西藏危机是全局的打击控制更加弱化的一个标志，就这点来讲的话西藏问题实际上是影响到中国未来和平转型模式选择的关键性事件。现在国际社会以及国内王力雄、张祖桦、刘晓波老师所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是国内外各种合力阻遏在西藏的军事冒险，如果西藏问题得不到遏制的话，胡锦涛的军事冒险再次成功了，那么更大规模的中华民族的流血牺牲就不可避免。未来中国只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中国共产党尽快开启真正意义的、软着陆的政治变革，可以维持比较长时间的统治，另外的选择就是在一系列事件中失去理性，很悲惨地下台，所以需要围绕西藏问题，形成关于和解与和平转型的高度理性和富有智慧的看法。

到了九时，前来旁听的媒体记者和市民估计达一二百人。申请旁听的市民，以中老年人为主。有些市民情绪激动，甚至有人还拉起了横幅，称杨佳是“大侠”和“英雄”。警民发生了冲突，有市民被警察架到法院西门对面一个胡同里，后来被几辆警车运走。很多媒体记者在场，拍摄了冲突现场，外媒记者看后直摇头。

杨佳称，鉴定人员问了两个小时的问题。鉴定专家也承认，没有给杨佳做医学检查，如脑电图、CT。不知杨佳曾在山西太原遭过警察殴打致脑振荡情况。

杨佳如果没有遭到暴力，没何不愿离开派出所，最后在母亲电话劝导下才离开？为何纠缠长达九个多月，为此警方两次派人到北京做解释，同意报销杨佳长途电话费三百元？假使杨佳没有遭暴力，他如此报复警方，除非是有了精神病。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權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權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產黨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產黨养的，你拿共產黨的钱还骂共產黨。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產黨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黨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權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港台的市民早已习惯了不同于己的声音在大街上示威，也加习惯了政治性的游行，而且警方更是经验丰富，知道怎样使用非暴力的方式隔离针锋相对的民众，避免发生肢体冲突。

这已经是十分可贵的现象了，因为警方明确自己的职权，能够熟练地保护双方民众（而不是殴打驱散！）；示威者想必是早就预料到将会遭遇这样的场景，因此保持最大的克制，用微笑来应对谩骂；而即使是群情激昂的红衫民众，也都能听从警方劝谕，不会激烈到冲进游行队伍挥拳踢腿——若不是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焉能有如此共识？

因为五星红旗是法定的“国旗”，所以，在这个时候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身份/国族/文化认同”，而并非政治认同

最大的问题，是陇南当局公布的受伤数字。"部分聚集人员向市委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打伤武警六十九名，公安民警两名，新闻记者三名。其中，十一名伤者住院，包括十名武警战士、一名记者。"这里的数字很精确，我当然愿意相信都是真的。但这些真实的数字并不能反映伤害全貌，道理很明显――它反映的情况是片面的情况。换句话说，它反映的只是某些方面的受伤情况，而其他方面的受伤情况，则完全置而不论。陇南当局自己也承认，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和恶化，执法部门果断处置，使事态基本得到控制。"所谓"果断处置"，不可能是请客吃饭吧？那么大规模的冲突，血与火的冲突，执法部门猛虎下山而竟然不造成任何伤害？而事实上，我们从关于此次事件的各种图片中，也能看到现场访民头破血流的镜头。

西藏首府拉萨的目击者和居民说，星期五发生抗议示威之后，中国当局实施宵禁，并且正在争取扑灭映红了夜空的熊熊大火。 尚未经过证实的报道说，警察和西藏示威者星期五发生的冲突造成几人死亡。示威游行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却以暴力冲突结束。 目击者说，他们听到拉萨街头传来的枪声。骚乱的示威者朝警察扔石块，并且焚烧了商店、汽车和中国国旗。一些报道说，他们袭击的目标是汉族人和中国穆斯林的商店。

中国最近连续发生三起重大社会事件：瓮安、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于是“俯卧撑”成了最流行语，甚至用到了股市，用于了足球业界。德国之声记者认为，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由来已久，如今愈演愈烈，表明：几个方面的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借用类似的语言：中国急需要做的是几个“仰卧起坐”。其中最关键的是三个：新闻放开、法制到位、民主升级。

世界各地都有社会冲突，比如巴黎郊区几年前、柏林五一时的骚乱。有许多人表现也很极端，比如美国和德国的校园枪杀案件。但是，中国这些年来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却是不争的事实。每年七、八万起，还不包括上海袭警、张家界撞楼这样的非"群体事件"。为什么呢？为什么越是说"和谐社会"，社会似乎越不和谐呢？自然，中国国家大，人口众多，是一个表面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三十年来处于社会剧变的过程中，具有许多类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也具有许多中国独特的恶疾，比如严重的腐败、许多地方官的贪婪、枉权，与商人的勾结，许多地方官被别人和自己捧成了土皇帝，比如许多公务人员的妄自尊大，对民众的不尊重。最严重的是，许多民众有理没地方说去。官官相护的现象也非常严重。

云南官方今天还通报了普洱胶农冲突的处置进展，通报中既有“不明真相”、“别有用心”这样的前瓮安时代用词，也有“表面上看是警民冲突，实质上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社会安全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条件下的集中表现”这样的后瓮安时代总结。

已退休的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森恩(Alfred Senn)说，以中国目前的形势来看，1988年的首尔奥运会跟它没有什么可比性。森恩曾讲授有关奥运会与政治方面的课程，并撰写过相关书籍。他说，可作比较的是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当时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强大的政权，它们的社会、政治政策都受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反对。

奥运会曾在世界大战期间停办，但政治冲突无碍它的举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前夕，该市发生了暴力冲突，数百抗议者被警察和军队杀害，但10天后，奥运会就在离流血地点不远的体育场里如期举行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更是杀害了以色列的11名运动员和教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