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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为了提高复兴工程的整体效率，还应该大力加强协调机制，承认和鼓励NGO、NPO以及志愿者的自发性团体的网络化合作。考虑到社会对重大事件的热情关注往往不超过半年、夏季奥运会难免要加快震灾记忆的风化的严峻现实，不得不对各种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寄予更殷切的期待。与此相关的举措，还有促进邻里互助、社区相安的自组织化过程，以防止灾民的孤独、绝望等心理病态。　　房屋街道可以顷刻毁灭，但人际关系是不会毁灭的，并将构成震后复兴事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为了减少乃至克服孤独、紧张等心理障碍、最大限度削减重建社区的各种成本，应该尽量采取各居住单位的灾民集体移居新区的举措，避免那种忽视个人意愿和社交需要的分散安置。在维护和修复灾区社群关系方面，各种民间团体同样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汶川地震灾区的复兴过程，也构成公民社会复兴的一个重大契机。

为什么比尔盖茨能大学没毕业，就放弃学业去创业？为什么他能捐出所有财产？我想这和美国的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这样的事情既不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会发生在新加坡。在中国和新加坡，没有钱或创业失败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整个社会的唾弃，以及饿死病死的困境。这种困境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恐惧感是异常深刻的。所以我们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冒险。 至少比尔盖茨不必面对这样的困境以及恐惧，也不怕孩子可能会为下顿饭没着落而发愁。在美国创业失败并不会招人白眼，身无分文也并不会陷入生死困境。很多人打打零工，到麦当劳干干活，都过的也挺舒服开心。我想这种对未来的恐惧是中国新加坡等地无法大量产生创业家的原因之一。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当时，中国要东南亚国家同它联手孤立"北极熊"（苏联），而新加坡的邻国要的却是团结东南亚各国以孤立"中国龙"。李光耀告诉邓小平说，新加坡的邻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的来源，这是因为这个区域并没有海外俄罗斯人，不过却有海外华人，而且他和他代表的党还不断向东南亚人作政治广播，鼓励人们进行武装起义，为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其他支援。后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描述了邓小平在听了上述议论之后的反映：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势都显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他突然问道："你要我怎么做？"我吃了一惊。我从未遇见任何一位党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我本来以为邓小平的态度多半跟我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当时我追问华国锋，中国怎么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马共在新加坡而非马来西亚搞革命。华国锋气势汹汹地回答说："详情我不清楚，但是党无论在什么地方进行斗争，都必胜无疑。" 　　 　　邓小平却不是这样……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经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我不免心存犹豫。不过他既然问了，我也就直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安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细安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细安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疑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马来亚党和印尼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在西藏问题上，能反省我们自己的失策吗？在奥运问题上，能检讨我们自己的失误吗？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宣布不参加开幕式了，尽管他的说辞给足了我们面子，我们真的不明其里吗？ 　　 　　那些鼓动国人不去法国旅游的留学生，你何不做个样子，干脆中断学业回国算了，再说文革中，咱们北京曾有过百十万人热烈欢迎在印尼雅加达、在香港、在莫斯科红场大显身手的中国人光荣回国的场景。 　　 　　对那些群发短信号召市民拒绝家乐福的朋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昨天刚巧去了那个超市，买回来的竟全是国货，那个超市养活着数百位中国职员，在那货架上数万种货物的背后，恐怕不会少于数百万的中国工人。

《最后一课》里的故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了事实的镜像。法国这次收回阿尔萨斯，决心对德语下重手。他们驱逐了１８７１年后移入阿尔萨斯的德裔居民，学校上课一律用法语，街道和店铺名字也只准用法语。镜像里的左，实为生活中的右；把《最后一课》与１９４５年的现实对照，故事中的法语和德语要对换位置。

“我公开讲过，中国今天的人权状况就比美国的人权状况要好，中国人口比美国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我们问题至少应该比美国多五倍，那才说明我们人权状况和美国一样。但现实是，我们目前人权状况比美国的好，说明中国人权至少比美国好五倍。我在大会上讲这话引起会场上哄堂大笑，大家都鼓掌，也可以看出美国不得人心，他们把人权问题高度政治化，为本国政治服务，把人权问题作为工具，做法很不得人心。”

“和谐内含人身与人心的和谐、人心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三个重要素，在此意义上，和谐社会中人们对人权的诉求有着与前三代人权迥然不同的视野与境界。”

“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2003年的反法运动中，没有出现合肥家乐福（据说出现打砸抢）和株洲家乐福（追打一个美国人）那样的激进暴力事件。言语威胁是有的，拉斯维加斯法国餐馆的美国老板就收到了，但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民主政体教育下的好处。

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本身很难挡住民族情绪的泛滥，但它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需要民主自由制度的制衡。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下不会产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主制度的政府不会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那可能也就太理想主义了。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这次美国人的反法运动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样煽动了――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煽动标准来衡量的话。

但没有哪家公司像腾讯这样认真地将之发扬光大，在产品的再度开发和经营中充满了对用户心理的分析、掌握和利用，超越了简单的复制。

一切皆为商品 　　带“8”的QQ号码每月10Q币，而且，30天不续费还得收回。连可口可乐的标志在游戏中出现也要额外付费。 　　在腾讯，所有服务都是商品。 　　最基础的资源是QQ号码。除普通QQ号码网民可以免费获得，那些带“8”字或者“情侣号”则明码标价每月10个Q币，一旦用户过期未续费或主动关闭，号码将被立即停用，30天内未续费，该QQ号码将被腾讯回收再次出售。 　　那些其他网站免费提供的服务，腾讯则将它们打包成了“会员”服务——每个月缴纳10元的会员费可以使用全套二三十项功能。为了让用户多充值，QQ实物收藏卡最低面值已从2005年的10元增长到2007年的30元。 　　腾讯尽量缩短道具或物品的使用时间并限制使用范围，以便用户快速消费增加购买频次：QQ空间购物券和QQ秀购物券会在每月月底被清空，QQ空间购物券仅限于在QQ空间里购买装扮空间物品和音乐库音乐等。 　　　该公司还力争让用户在游戏上的钱只进不出：给“QQ幻想”(腾讯的一款游戏名称)充值时，系统会自动把充值卡中的余额一次全部充入，不允许选择充值额度。腾讯还规定Q币与游戏币之间的兑换比例：1Q币可兑换1万个游戏币，但1.5万游戏币才可兑换1Q币(坦白地说这一行为接近掠夺)。 　　当然，这也许只是腾讯希望用户尽量用完游戏币的鼓励政策，而且此政策在2007年沸沸扬扬的网络禁赌风潮中已经停止，但腾讯在商业运作上的驾轻就熟已是中国互联网有目共睹的事。 　　腾讯想尽一切办法盈利。“我们不出卖用户数据，但却可以出卖用户的注意力。”高山说。腾讯尝试在游戏中加入一些品牌广告——例如可口可乐公司的标志会出现在游戏背景中。2006年腾讯的网络广告收入为人民币2.66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4％。 　　“马化腾是一个典型的商人”，易观国际总裁于扬这样认为。

也许，微软中国的高管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明白MSN与QQ之间的区别：MSN是工作交流工具，QQ则是一种生活方式。

著名的希特勒奥运会，不用多说了。有点诡异的是，CCAV网站上将这次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在柏林举行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美国奥委会委员一贯“玩弄”体育与政治分开的把戏。

奥委会又在“玩弄”体育和政治分开的把戏了。他们同时给中国大陆和台湾发去了参赛的邀请函。结果台湾抢先一步同意，使得大陆方面愤而放弃参加比赛，并且宣布只要有台湾在的奥运会，中国大陆就绝不会参与。

从此之后虽然中国体育代表团每届都有资格参加比赛，但因为政治问题，一直拒绝派团进入奥运会。

设计师Hanyoung Lee为我们构想了这样一个虚拟的交通信号墙：在红灯状态下，道路两侧的激光发生器发射出密集的激光束，形成一堵光墙，并且墙上有不断行走的人的影像，给等候绿灯的驾驶者予以警示，以保护正在横穿街道的行人. 当绿灯亮起，光墙则瞬间消失，道路畅通..相信这样一来，硬闯红灯的驾驶者会有所收敛.

所有金盾工程使用的技术，所有帮助建立防火长城的神奇镜像——这些和其他现实的成就都是为了一个早已存在的目的。他们通过使探寻外部信息成为讨厌的事，把中国人都赶回到惯常社会控制手段产生作用的环境。

政府控制民众知情权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目前看来，很长。

中国的维持就是以集体牺牲一大部分人的某些人权或者随时保持能牺牲一大部分人权利来换取继续维持下去的动力 这就象中国不能成立任何组织一样，即使不涉及政治，一样不允许。美国就可以成立个什么自由软件协会，某某linux协会，定期招开大会，某些可以集体对某些事做反应威权，中国就不行。这样的组织越多，ccp的权利就会受到制约 如果都来维权，中国迟早自动崩溃，这是中国无法避免的。国家都崩溃了，人权也就没了。那比现在还不如。维权就要涉及到归属，这是社会主义的死穴。社会主义的理念太先进，是架空的，如果涉及到现实问题就无法开展下去，维权最后就会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正义性和存在性问题了。谁能否定自己？

“黄帝是哪里人？”，对这个问题的现实回答是，哪里肯出钱，黄帝就是哪里人。——陕西刚刚在黄帝陵举行高规格的公祭，4天之后，河南新郑又以“黄帝故里”名义高规格再祭。近两万余名炎黄子孙冒雨虔心祈祷，政府组织的高规格的祭拜让咱祖宗深受感动，黄帝文化基金会首日就“纳捐”400余万。接下来，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炎黄文化周开幕式、旅游推介及商贸洽谈会将粉墨登场。 据悉，为了黄帝陵公祭，当地子孙主动放弃了清明法定假日，1万余名警察和2万余名巡防队员全城戒备。完全可以想象，如此兴师动众的喜人成果就是新城人民可以明年在祭拜的时候感谢祖宗带来了好项目、拉动了GDP。顺带再问问祖宗和哪路神仙还有亲戚关系，继续拜女娲？玉皇？太上？

指望新一届台湾政府独力重修与北京的关系是不现实的。在前一段时间，民进党的一些政治伎俩，例如举行具有象征意义的入联公投（表决是否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使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如今，只有中国大陆做出必要的让步，才能重启两岸政治对话，并维持台海稳定。

对于胡锦涛及中国大陆而言，收获将是巨大的，甚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中期，两岸可能迎来长达8年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期。这段时期建立的善意及互相的经济依赖，应该会加大台湾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的可能性。简而言之，马英九的胜利，是中国不容错过的一个机遇。

首先，可以开通直接航班，并允许大批大陆观光客组团赴台。

虽然我无法理解，但是却明白，这是这些人的选择。我知道，就好像他们无法说服我一样，我也无法说服他们。于是，大家只有选择保持一些距离，互相给对方精神上一点空间。

达赖的发言人回应说，达赖没有说过在这次拉萨的暴力事件里面，有军人假扮，而是指中国政府在打压的时候，有这样做。

现实情况是，对于那些只能够听到一种声音的人来说，很多时候，不同的声音，即使是错的，也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他已经对只能够听到的声音失望了。其实只有听得多了，看得多了，虽然可能在开头的时候会出现困惑，有点点不知所措，甚至抗拒，但是当压力过去之后，大部分人还是会开始思考。

　　《最后一课》能给读者的真正一课，就是那种爱国口号下的宣传，于事实层面，最是靠不住。战争期间的爱国文学，当时应该有鼓舞士气的作用，许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却是当不得真的。　　《最后一课》里的故事，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成了事实的镜像。法国这次收回阿尔萨斯，决心对德语下重手。他们驱逐了１８７１年后移入阿尔萨斯的德裔居民，学校上课一律用法语，街道和店铺名字也只准用法语。镜像里的左，实为生活中的右；把《最后一课》与１９４５年的现实对照，故事中的法语和德语要对换位置。

　　16）你对在网络上的或者是现实中的新组织（例如草莓周刊、牛博网、中文网志年会等等）的看法是什么？还有什么组织是马上让你想起的？　　回答：对草莓非常赞赏，对牛博认为缺乏保护自己的意识，但是很杰出；太松散，很容易被压制；中文网志年会思想和风格历届不统一，但愿成熟起来，真正领导中国博客思想潮流。而不是事务性的过场或者是欢聚一堂而已。

　　老实说，我看到那些仿佛群情激昂的东西，感到非常悲伤，我们这个国家，有着5000年文明，然而至今不会按常识跟人讲话，也完全不懂得按常识听人讲话，这种不会与不懂以及反常识，自1949年以降，呈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很有些人还以此为荣为政治正确，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权力，乃是一种越来越不自信的权力，而牵扯着我们的政治，当然更是一种越来越不自信的政治。不自信就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就会又反常识又乱搞。长平所承受者，反常识和乱搞也。　　今天，有人告诉我，说她的朋友居然有如此高见：某民族是最坏的种族，应该斩尽杀绝，中国的土地才能纯净。太毛茸茸太毛骨悚然了。我把这类人等和那些乱派“卖国贼”和“反华媒体”帽子的家伙一并称为爱国贼。　　爱国贼比卖国贼可怕多了。因为卖国贼的坏处是显性的，而爱国贼的危害却是隐性的，就像冰山露出的那一角不可怕，大家都看得到，真正可怕的是丫隐藏在海平面下的巨大破坏力。爱国贼到处打棍子派帽子，连累到其他比较正常的人也很没面子，并且跟着蒙受没面子之耻。事实上，没有爱国贼的地方，卖国贼自然也相当罕见，当年美国笼罩在爱国贼们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之下时，投奔苏俄为克格勃效力的国民也大大增加。　　爱国贼们手淫中国意淫世界，试图以口水压倒一切，但现实很无情，时间更无情，上帝睁着眼，天使在人间。

你们号称文明古国，但是除了那些死的建筑，博物馆里的文物，现实在中国人的生活里，那还有传统文明的影子。不错，日本受过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但现在保存这些文化鲜活性，却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不再中国大陆。你们把诚信，节义，礼仪，四书五经看作四旧，扫到垃圾堆里，声称建立一个新社会，却不想是现在这个样子。

韩国人恨我们，但我们敬重这个对手，你恨不恨我们，我们感觉无所谓，因为你们性格，品行告诉世界，中国人没有刚性。

柏杨先生刚去世，他的文章里就从人性上发掘了我们民族的很多劣根性，很多我们本身的东西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改正的

对于尚具有浓厚“计划经济时代”色彩的中国职业运动员培养体系来说，他们退役后的境遇通常大相径庭：只有少数的超级体育明星能够顺利开拓“第二人生”，一些人则转型做教练或体育官员，而更多并不顶尖的运动员常常需要独自面对如何重新适应和融入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而像毕文静这样在退役后能够成功转型的故事并不多见。

不过这点，我们中国人也感同身受，以至于在Made in China征服各地、一些国家开始真正害怕中国发展的时候，中国人还认为自己是被列强欺负。在这个意义上，中韩两国人民应该更加公正看待历史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