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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海不像以往那么富有了。现在人们连鱼子鱼孙都捞起吃了，大鱼几乎看不见，如此下去，子孙后代的饭碗怎么办？”靠海为生的徐法海前几年的生意不错，积累了几千万元的资产，可被称为“天下鱼仓”的渤海湾已快颗粒无收了。

贝齐沃尔告诉我，当伯汀斯基开始想知道，一旦他的计算机不再被使用了，它会葬身哪里的时候，他想到了去中国拍照。搜寻答案的过程把他带到了中国巨大的电子设备垃圾回收场，美国把至少一半的“电子垃圾”送到了这里，诸如铅和镉等物质常常给工人和当地居民带来环境危机和健康危机。所以，他拍摄那些垃圾计算机和电视机的大胆照片的目的是，让观众意识到他或她的消费所带来的后果。“当你丢掉垃圾的时候，并没有真的‘丢掉’，”北齐沃尔说，她引用了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美国建筑师威廉·麦克唐纳的话。“整部电影都是要你反省自己。它关系到我们所有人，不只是在中国的人。”

熊培云认为，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社会里，并不需要暴力、流血的“先破坏后建设”，而最为可取（也是唯一可取）的就是对局部的改良，是以开放来促进改革，宏观的不好的东西可以化为具体的细微举措来促进其发展，与外界文明的交流和对其营养的吸收也会发展本国的社会与政治。今日之中国，需要一步一步地、一点一滴地、渐进地进步。

具体到个人，就要求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社会不能丧失信心，个人要做的是：在不自由的世界里一点点地争取自由，在不宽容的社会里先让自己拥有宽容之心，在集体绝望的处境中先进行自救——就像他时常引用胡适引自易卜生的那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个体的幸福不可能指望全由社会给予，而更多的需要自救，像是所有被投入集中营的人们不能指望辛格勒这样的天使的救助；而更需要像《美丽人生》的主人公圭多一样，在绝望的环境中和儿子做“游戏”。

1. 人权的基础是道义。2. 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仁义道德，只有国家利益。3. 因此，在国际环境之下，根本谈不上人权。

要确保运输安全稳定。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基础建设，强化安全防范措施，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稳定，为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最著名的例证是去年2月他花3百万美元举办60岁生日晚会。《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及很多新闻媒体都此事做过报道。即便今年福布斯富豪榜对他短短的介绍也没忘提一笔那个超豪华生日晚会。去年6月，Blackstone上市一周前，《华尔街日报》一篇头版文章还披露，Schwarzman周末光在家吃饭就常花销约3000美元，包括400美元一只的石蟹。

我不认为周遭环境的压力是牛根生捐出蒙牛股份的全部原因，因为这世上多数人可能不会因为要图一个心静而放弃那么大一笔财富（正相反，很多人为发财、保财而费尽心机）。他只是很实在地谈了财富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的压力。

但这番话也说出了一种社会心态：中国的有钱人没有安全感。他们背负着被猜疑、嫉妒和盘算的心理负担。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自那以后，我哥再没来过北京。听家里说，他回去后就得了精神病，发病时摔东西打人。家里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一段时间，花了不少钱。 大概是前年回家时，我去哥家坐了会，看上去他气色还不错。听爸妈说，他精神病犯得也少了。

“为奥运安保创造安全和谐的治安环境”，北京警方目前正在严查暂住证。今天是第一天，因此偶一天没敢出门，生怕被当盲流被送到昌平挖沙子。各位在京暂住且没办良民证的朋友，最近一定要尽量避免去“机场、火车站、客运长途汽车站、高速路收费站等主要进京通道，以及流动人口聚居区、大型市场、建筑工地”（via flypig），实在不得已就穿得体面些，查暂住证的大多是以貌取人。

北京操纵空气质量数据一事被曝光已有一个多月了，而政府这期间对此事的态度却是变本加厉──对其进一步操纵。今年截至目前，北京公布的“蓝天”天数已创出新高，主要是因为在统计上做了手脚。不过有关部门却并没有因此成为众矢之的，至少媒体报导使用的还都是些溢美之词。

这些监测站都有着良好空气质量的纪录。在被列入北京空气监测网络之前，2007年的监测数据显示， 柔地区每10天中有近8个“蓝天”，昌平为7天，顺义为6.5天。相比之下，天安门广场南侧的前门监测站同期的数据为每3天中约有1个“蓝天”。如今，北京公布的总体空气质量数据中已经不包括前门站的监测结果了。

这三个新加的监测站位于北京周边的怀柔、昌平和顺义风景区。怀柔监测站位于距离市中心东北60公里的地区，昌平站在西北40公里，而顺义站则位于东北40公里的地区。三个监测站均远在六环之外。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河北省辖区将由传统农产品转向节水作物，这意味着减少水稻的种植、增加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农民也将在他们的土地上植树育林，并减少杀虫剂的使用，以减少沉积物和污染物进入为首都的两座主要水库供水的河流。另外，作为回报，根据土地拥有量，每年北京将直接为相关的农民提供大概1600万美元；补贴河北农民的鸡、蛋和牛奶；修建两条新的高速公路，使河北的产品更容易到达首都的贸易市场。

你有什么看法：中国正在采取的方法是正确的吗?从长远来看，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账是可持续的吗？

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丽江的水供应面临着压力。环绕古城的城市开发正在快速进行中，每年来访的游客数量也在增加。长期以来，古镇唯一的水源一直是一个池塘。最近，地方官员启用了附近的拉市海作为补充。尽管环拉市海地区至少在名义上是一个自然保护区，但是农业污染已使拉市海的水几乎不能使用。

有人提出疑问，一旦地权回归农民，公民可以自由拥有土地，会不会出现个人滥用土地的现象？如果土地所有权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民不珍惜自己的土地怎么办？在国有制和官有制下，土地不属于农民，农民当然没有理由去珍惜它。有能力珍惜土地的人没有权利。再说，农民使用自己土地的效率，就一定比国家垄断土地的效率低吗？关于人性的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会更珍惜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公有制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它违反了这一人性的常识。但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不可能非常珍惜地使用土地。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没有能力管好这么多土地。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滥卖土地、特别是荒漠化问题说明，垄断正是低效的源头。。

有一种常见的假定认为，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因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使用土地。这个问题无论是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法权的角度都是站不住脚的。的确，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都有被滥用的可能，像其他任何财产的所有权一样。对此，国家可以通过对土地所有权的规范，来防止对土地所有权的滥用。就像一个人拥有一把刀子，虽然刀子的所有权归属某个人，但是法律仍然可以禁止他用这把刀去伤人。同时，即使农民有滥用地权的现象，也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配享有土地所有权。国家应该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同时可以对土地所有权的使用作一些限制，以确保土地的所有权不被滥用。

土地财产权的在根本上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效率和效益的问题。财产权利的正当性与财产的使用方式和效果是分离的。

中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称，中国为北京奥运会及一些大型水电项目施行的调水计划，将危及中国西北省份数百万农民的生活。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共陕西省委前书记、陕西省政协前主席安启元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警告称，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可能会招致一场社会和环境灾难。

最令人发指的是，不尊重学生，不尊重人，逐渐成为那所学校的优良传统。用表妹的话说，“学校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就是为中考而生的机器而已”；学校的宗旨是生产出高分数的考试机器，这种局面多年来不仅毫无改进，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表妹上初三，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后睡觉，每天起早贪黑，为总也考不完的试疲于奔命。表妹说，即使到了下课时间，也没有几个人敢走出教室，那么多老师都盯着呢，更不用说在教室外嬉戏了。

这种野蛮冷酷的教育和管理方式，与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同出一辙。在低人权低福利的优势下，中国制造无往不胜，亿万普通老百姓的血泪与屈辱铸就出伟大的社会主义和谐盛世。我的母校也在低人权低人性的优势下，成功击败其它竞争对手，脱颖而出。这并非悲剧的全部，正如中国制造的“竞次”逻辑，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相互攀比谁更能容忍环境破坏、谁更能忽悠百姓、谁更能和谐民声，而这些学校相互间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变成谁更能使学生机器化，谁更会“福特化”管理，谁的生产流水线更高效。一句话，企业也好，学校也好，谁更能把人不当人，谁就牛逼。它们的核心能力在于，谁更具有非人化的能力。

一处最近的沙丘离北京只有80公里，这个地方由于缺水而被河北省当局称为“不毛之地”。

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重新植树在内的一些项目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工业化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治理的行为无法跟上人为的破坏速度。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高能耗的，对自然资源需求非常高的经济模式，这些因素使得治理荒漠化的努力更加困难，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出台更加有效的全国性治理行动，另外一方面还要教育公众更好地保护环境，节约用水和保护自然资源。

有个奇怪的现象，多数批评都来自最熟悉网络、最聪明的年轻人，如果有误请纠正，但我觉得这是今日巴西活跃年轻世代的写照，这些人有大学文凭，也赚了些钱，但他们却是一群浑蛋，是疑心病最重、最懒散、最不安、最胆小的一群人。

而我看到的景象几乎是一样的：前两次举手的各占两成，无法判断者占六成。这样的结论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不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中。

失去的意思有三层。一是，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危机无能为力，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倒闭、歇业、出逃、缩小经营规模成了惟一的选择；二是，在中央政府力图被经济拉出泥潭的过程中，他们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巨额的“铁公基”投资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产业振兴计划的受益效应也非常的虚幻，有力使不得，有钱不敢使，前景不明，政策不清，陷入了特别的焦虑，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景象----中国的民营企业集团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显得无足轻重；三是，他们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充满了彷徨，通货膨胀的泡沫眼看着已经起来了，可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好的泡沫，还是坏的泡沫？

地震前美丽的北川 1952年9月，北川县城由治城迁往东南20多公里处的曲山。关于此次搬迁的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一种说法是与此前北川的匪患有关，搬到交通相对便利的曲山以后，情况危急时可以更快地得到支援。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县城选址曲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曲山镇坐落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狭窄地带，周围密布滑坡体，即使没有地震，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居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