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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写道，“蘇維埃幻觉的破灭…并不是用坦克或是炮弹达成的，而是用事实以及舆论来促成的，它是被压制了数十年的信息释放所戳破。“ [16] 信息的洪流导致蘇維埃公民对他们的政权发出质疑之声，而我们可以看到，最初的促进因素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开始实施的开放政策。该政策在上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放松了对于信息和出行的限制。然而，开放并不仅仅只是源自戈尔巴乔夫自己个人的良好意愿——而是他意识了技术发展的需求。用1988 年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国际通信跟以前相比要比便捷上许多。事实是，如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闭起关，锁起国来’。[18]“

克莱·舍基（Clay Shirky）写道，互联网是基于端对端的原理：“因为互联网的收发者在编撰新信息之前无需寻求帮助或是许可，这使得即便有其他的电视广播网络技术可供选择情况下，互联网技术也值得采用。” 即使在开放政策实施之时，蘇維埃政府也对于印刷媒体，电台，电话和电视实施某些监督和审查——但是由于互联网的特有设计所致，这样的控制却不可能应用到互联网之上。政府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过滤主流搜索引擎——但是雅虎，Google之类的搜索引擎在1989年的时候都还不存在。成千上万的蘇維埃公民仍然通过 列尔科姆网了解了情况的，在科德兹看来，列尔科姆网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抵御集权势力的强力的社会公器。”

Paypal这类的服务业也可以增加那些通胀肆虐国家中居民的财务安全。通过拥有一个美元计价（dollar-denominated ）的账户，而不是以本地货币计价的账户，个人就可将他们每年遭受的通胀比率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数字。使用诸如电子黄金（e-gold ）以及以货物计价（commodity-denominated）的账户，个人完全就不会再次遭受通胀盘剥。此外，他们可以将它们的钱财跨境转移，而无需 面对来自政府方面的限制。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工作以及兑换货币——这可以绕过这个世界上一些最为严苛政府的 管制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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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四的时候，北京律师刘晓原的博客 赢得德国之声年度最佳中文博客 这一荣誉。而在周五的时候，他发现他在搜狐网站的镜像博客 被封了。幸运的是，作为一个知名的博客，他可以叫搜狐的编辑帮忙恢复他在搜狐的博客，然而编辑不会向他解释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华尔街日报对他的采访 中，刘晓原刚刚还赞扬了搜狐，称跟他使用的其他博客平台来比，搜狐的審查相对而言更为体贴：

如果我公布的图表中，指名道姓地标明谁審查严厉，谁審查松懈的话，当局极有可能找那些審查松懈公司的茬。因此在右边的图表中我把公司的名字统统换成了单个字母。这发布的108篇文章里，内容涉及各个来源（从新华社到持异见的网站都有）的各种公共事件和新闻相关主题，審查最为勤快（censor-happy） 的公司将这些文章删掉一半还多，而審查最为松散的公司只審查了一篇。（请注意，这些文章中我只发了一篇有关“轮子”，一篇有关“八平方”的文章，因为大多数博客作者都清楚这些内容必然会受到審查。——所以观察当下中文博客们感兴趣并且有可能讨论的其他话题是如何遭受審查的更为有趣些。）

    据说，春晚的编剧都是国内文化界的高手大腕，对春晚的节目也是层层审查、严格把关。但是，纵观历年的春晚小品，却发现大多数都是以撒谎欺骗为包袱，甚至很多都是歌颂所谓善意的谎言，最后的结果是因撒谎欺骗而达到目的，而撒谎者则被赋予高大高尚的英雄形象。 

    以上是在没有查资料的情况下，凭大脑的记忆随便想了几个春晚小品，便能找出这么多以撒谎欺骗为主线的故事。而且没有一个小品对这种现象进行丝毫的抨击，全部都是正面褒扬。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主旋律吗？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吗？看来撒谎欺骗已经融入他们的骨髓了，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于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经审计，审计署共移送上述九家金融机构涉嫌各类犯罪案件线索43件，涉案金额141.62亿元，涉案责任人144名。其中，国开行被查出近60亿元贷款被挪用进入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等。

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多数非政府组织受到审查，原因是担心这些组织可能在奥运期间制造麻烦。但是，这种担心已证明是没有根据的。相反地，政府应当把这些团体视为天然的盟友，应该在保护环境、减少贫困、改善教育、抗击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方面与其携手合作。

中国是世界上为网络封锁投入资金最多, 监控最严厉的国家。中国政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封锁，监控网上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的言论以及信仰自由的信息，对互联网实施严密监控。 中国的网络监控制度目前是世界上最严厉的网络控制制度。 但是网民们已经开始使用宪法和法律中关于保障人权与公民基本自由的条款为武器，奋起维权，一点一点地扩展网民的言论表达和信息自由空间。比如像贺卫方、浦志强、萧翰、许志永致书新浪博客，要求新浪博客公开解释删贴的理由。 也有网民尝试通过法律手段突破禁制。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对互联网的控制，先后出台了等行政法规，对网络媒体尤其是民办网络媒体严加限制，动辄给予处罚、查禁甚至取缔。但民办网络媒体和广大网民决不会听之任之、任其宰割，他们已经要求有关部门审查这些法规的违宪性。许多网民投入揭露网络控制的真实面目，呼吁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收敛明目张胆的封网行径。如“世纪中国”、“爱琴海网”被关闭或查封后，中国知识界与广大网民曾共同发出强大的抗议声浪，使得其在国际上的形象受到很大挫伤。

奥林匹克主义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罗格主席,当他说“奥运会必须有高品质的标准,包括人权”时,做出了奥林匹克运动对人权的承诺明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中,罗格认为中国有“道义上的责任”信守承诺去改善人权,这是北京申办2001年奥运会的一部分条件。然而,那些违背中国有关国际人权承诺的行为,继续在北京奥运会前夕发生着。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

然而，就在北京奥运会前夕，二○○八年七月十一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达禁书令，禁止我的新着《真实的朝鲜》销售。从那一天起，《真实的朝鲜》一书在中国内地所有书店“下架”。《真实的朝鲜》原本在内地的新浪、搜狐、腾讯三大网站连载，从那一天起全部删除。所有网站关於《真实的朝鲜》的宣传材料全部遮罩。据说，这是为了营造奥运会期间的“国际和谐”气氛！在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於加强奥运会期间网路资讯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特地提到“叶永烈作品《真实的朝鲜》出了问题”。

在聊天过程中，胡锦涛没有使用键盘，而是通过麦克风回答了三个问题：你平时上网吗？平时你上网都看些什么内容？网友们提的意见和建议你能看到吗？回答分别是：上网；搜集信息；能看到。

杨佳去年10月长假到上海游玩时，在闸北的上海火车站一带租用了一辆自行车，却被闸北分局民警认为涉嫌购买赃车，以盗窃自行车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据了解，杨佳租用自行车为“黑车”，是被人偷盗后转卖的车辆，作为一名普通租用者，杨佳与其并无瓜葛。　　　　　　　　但是当时闸北分局的民警用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对付杨佳——一顿痛殴。随着事件的取证调查，闸北分局民警发现杨佳的确没有参与偷车，只是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租赁了自行车而已，所以很快释放了杨佳。然而杨佳在被拘留的期间，闸北分局民警对他很是“照顾”，常常拳打脚踢，杨佳出去以后身体感到不适，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他一个惊愕到难以接受的事实：他的性器官受到损害，以后将无法生育。

　　里面所有消息来源都是转贴自官方媒体的，至于的嘛？　　　　你要自我审查，那么搞掉最露骨的也无妨，但是擦边球都特意干掉...敌未扰，先自乱阵脚，无聊+无耻。

留言里提到：Censorship is accepted in China - 99% of internet users don't care。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百分之九十九这么高的几率我不敢确定，大部分这个词我还是敢用的。我武断的觉得，比之Linux的用户们，更多的人似乎更不太清楚GFW的存在，所以网络审查于他们来说基本上是一种模糊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概念。推而广之，有多少人知道2006年被禁的八本书？有多少人知道曾经被走狗媒体们报道过的高耀洁老人现在正在被忠国正腐软禁？有多少人知道陈光诚也获得了时代杂志亚洲英雄的称号？有多少人知道广电总局规定2007年黄金时间只准播放主旋律的电视剧？有多少人知道现在省级电视台需要播放的电视剧都要送到广电总局层层审批？有多少人关心现在是不是讲述婚姻三角恋的电视剧为什么少了？有多少人关心现在看到的境外动画片也少了？没有多少吧？

以至于我一个刚从德国回来的同学跟我说她觉得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在拼命丑化忠国，唯有CCTV的新闻才是事实的真相。回头再看这些自诩会独立思考的宣言，就有些荒诞可笑了。Lie_Ex说有些人习惯于把自己的自由换成面包，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没有募资资格

没有合法帐户

没有赈灾资格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别看现在喊得凶，但同样的组织手法，今天可以用来抵制法国货，明天就可能用来抵制户籍制、抵制高房价、抵制暂住证、抵制GFW、抵制封杀、抵制广电总局、抵制电影审查、抵制报禁、抵制性交易非法化、抵制城管、抵制新闻联播、抵制国企垄断、抵制强拆、抵制腐败、抵制空话、抵制压迫、抵制愚民、抵制独裁、抵制宗教信仰不自由、抵制一团和气……抵制一切让老百姓觉得尊严或自由受损的东西。（此段主要摘自东东枪的东东）五岳散人在他的博客《抵你妈的逼制》里举了05年反日时的事，说的精妙：“这帮人属于避孕套，兴奋的时候拿出来用用，让人无后顾之忧。用完您就垃圾桶见吧，基本没有啥价值了，还有碍观瞻。”我要顺便加一句，05年的时候，上海居民汤晔因组织反日游行被判刑5年。那，喊停就是可以预期的了。大概会是什么时候喊停可以猜测一下，我预计会是在后天周五。周末了，不喊停，大家伙想必不等到5月1号就动手了。谁有兴趣打个赌啊？

先来看这场官司的大致经过：1990年6月，湖南女商人黄友元因涉嫌投机倒把被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收容审查（4年多以后才解除人身限制），期间她的一批煤炭被该分局“代为处理”；1995年3月黄友元提起行政诉讼，一年后胜诉，法院判决该分局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但过了12年，黄友元仍然没有拿到这笔赔偿。在这18年里，国家先后制定实施了《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投机倒把”罪名也从《刑法》中消失了。在黄友元胜诉后的12年里，从湖南省高院到最高人民法院、中央政法委都专门就此案的执行问题作出复查或批示，今年3月份，最高人民法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遗憾的是，岁月让黄友元从一个中年女富商变成今日贫困交加的老年人，甚至当初审判此案的审判长和审判员也已先后离世，而她能否拿到这笔赔偿的前景，却依然“并不明朗”。

真理部从不公布禁书名单，或者禁止公开讨论的话题，但是却动辄以这些没有公开的标准钳制言论，让人们陷入猜忌和惶恐之中——即便想不为他人和自己增添麻烦，又如何能够知道自己哪一句无心之言会大干禁忌呢。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法无明文，为的就是规训人们形成自我审查和有罪推定的下意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