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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就在吴文俊大学毕业后不久，日本侵略军开进上海租界，孤岛沦陷。吴文俊只能以教书谋生，在教课之余，他也做一些数学研究，但如同盲人骑瞎马找不到出路。五年后，正当吴文俊对数学逐渐心灰意冷的时候，一位数学家应邀回国，筹建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他就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陈省身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吴文俊的一生。  

吴文俊：我走的是在学校里边从实变函数论走上点集论，做点集拓扑。点集拓扑有许多概念，这个概念那个概念，现代数学也是这样子，概念一大堆，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我做了一个清理。陈先生就指出来，这些概念事实上都是人为的，不是客观世界，现实是这样子，你非得有这个概念不可，而是为了逻辑推理造出来的，人为造出来的，然后追求这之间相互逻辑关系，不符合客观世界的认识，大体上是。他这么一说，我马上醒悟了。如果我走那个道路下去，那个是永远没有出路的。

陈先生一天过来，就跟我讲，你看书看得太多了，不要看了，你应该还债。我听着莫名其妙，还什么债？他就说你看了人家的工作，就等于欠了人家的债，你应该还债。我说怎么还呢？他说你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写文章，以这样子方式来还债。那我就不能看书了，我就想办法去找一个问题来做了

。吴文俊先生上课，板书极其美观，写的又快又好，边写边讲，极少看讲稿。两块黑板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擦掉；再重新从左到右写一遍，这时就接近下课了，时间掌握极准。有时他也会停下来片刻，左手托着右胳膊，用右手指摸抚着下巴，面对黑板呈沉思状，这是他为我们留下思考和记笔记的时间。

当年考试也是很严的，记得有一次高等数学考试，从上午八时一直考到下午三时。

我以数学物理所方程组为例。方程的研究方向哪来的，不是凭空掉下来的，记得是1986年我来当时的数学物理所当所长时，我们自己不好定，数学物理所的方向，就开了一个洪山会议，我们就把全国最好的、第一流的数学家请来，有李国平院士，吴文俊院士，许国志院士，陆启铿院士，林群院士，李邦河院士等，还有王柔怀教授，齐民友教授等，把他们请来帮我们确定未来研究的方向。所以这个方向不是随便定的，也不能随便改动。方向这个东西就怕随便改，一旦改了就前功尽弃。到一定程度了需要改，要么是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方向没有前途，或者是我们要往更高的、更有效点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些是自己知道要改方向，否则，你指挥他改方向，是揠苗助长。所以我们要深深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洪山会议的确帮助我们取得很大的成绩，如果没有这个方向，搞什么？知道了这个方向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比如朱熹平啊，他用他的强项搞几何，他搞几何靠的就是偏微分方程，他的几何不比别人强，他自己讲的，很多工具就是在我们武汉数理所受到的训练，他在武汉数理所做偏微分方程最后拿到杰青，后来搞到几何上，恰好和偏微分方程联系上了，他这个东西比搞几何的人强，这就是他的一个特长。所以他能把这个Poincare猜想完整证明。

这就说明武汉数理所，我们这个方向定下来以后是行之有效、有成就的，这个方向我们还有很多强人：陈贵强现在是海外杰青、长江学者，在守恒律方面在国际上有极高声望；陆云光现在在哥伦比亚，还拿了个院士；曹道民，“百人计划”入选者，杰青；黄飞敏,王振都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他们后面做的方程是等温流，等温流做得极好，我自己觉得他们那个东西比我们等熵流的工作还要好，为什么？简单。他们的工作，整理以后都可以写到教科书上去。SIAM，叫美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给了他们2004年的奖，从2004年算起，2001，2002，2003前三年，SIAM所有的十几本数学杂志，里面所有的文章，选一篇理论的，做得好的，评一个奖，一篇计算类的评一个奖，还有一个应用的。他们就是那个理论的奖，说明人家欣赏他们的这个东西，也说明我们这样做下来肯定有成绩，而且我们这是一个系统，很多出去的都是骨干。所以就是按照我们那个方向做，不要随便触动它，就像说的，数学伯乐和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认识人才，解放人才的人不常有，因此我们就要注意，不能随便瞎指挥，人才要爱护，方向也要爱护，不能随便给他打断，我们过去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刚提到Yang-Mills方程还有Navier-Stokes方程都是很大的交叉问题，如果对物理很感兴趣，我建议可以搞搞Yang-Mills方程看看，那也是有可能出大成果的。所以说Navier-Stokes方程我们一直在干，从50年代一直围绕着，不管是压缩的不可压缩的，粘性的或者没有粘性的，一直到现在我们还要坚持，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放弃，从根本上对我们国家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