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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随着时间流逝所带来的迫切感，毛泽东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488-489页。）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 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六十九 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 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 主要标准。

我们党把国家的治乱要系于一身，过去那么多年的折腾，没有不起因于我们党自身 的折腾的。

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 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 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 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 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 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 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当时，我们党向 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 ，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 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解放初期，毛泽东召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长马叙伦三人，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就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科研关系问题征求意见。郭沫若主张科学研究主要放在科学院，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马寅初极力主张高等学校应该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不能讲以教学为主，轻视科研。两人争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马叙伦则取中立态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没有做出结论，不了了之。事实上，以后奉行的就是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的路线，当时也是经常这样提的。现在看来，郭沫若的意见是错误的，马寅初的意见才是正确的。我国在上世纪末，才开始重视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不再提以教学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