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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武汉大学声誉鹊起，刘道玉先生红极一时。如此气势如虹的宣传手法至今依然 可以看做是经典案例，或者说是宣传炒作的登峰造极之作。是的，没错，就是炒作。翻来 覆去地炒，把刚刚提出来的想法当作已经实现的成就大肆吹嘘，又用媒体的报道来作为向 外界展示改革成功的确证！

对于刘道玉先生，作为武大校友，我一度和芸芸众生一样，被报纸上的校长形象所蒙 蔽，被传说中的校长故事所迷惑，但在阅读武汉大学历史，读遍其著作，搜尽武汉大学有 关资料，对比其他更杰出的大学发展道路之后，我以为，这是一位过于以自我为中心，既 缺乏领导能力，又缺乏领导胸怀的意气书生，是一位只顾个人好恶，没有丝毫社会责任感 的自我校长。

一。 　　我问：“刘校长，您离开校长岗位年仅54岁，正当盛年，假定您当年去了厦门大学当 校长，或者去了北京谋划全国教改，您后续的教育改革成就，可能会比拒当上述一切职务 的今天的结果差吗？最可称道的风骨，是否应该是能够智慧地适应或者忍辱负重、发挥出 最大化的个性创造能量、最终能使人类获得最大收益的人格？”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康生为了反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发明了一个“外行领导内行是规律”的理论。并且注解说，梅兰芳只懂旦角一行，他当剧团团长，要领导生、末、净、丑，各行，他也是外行领导内行。康生在北大做报告说，你懂的是具体业务，我懂的是社会的人，所以我要领导你。这种理论一出，就为各行各业中的瞎指挥找到了理论根据。

一是校长们是外行，为自己高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寻求理论根据。恕我不敬，现今的校长们对教育都是外行。

学校天生有许多与教学无直接关系的杂事，在西方和49年以前的我国大学，是实行两套人马，一套是教学人员（faculty），另一套是职员(staff)。

杨祖佑说，大学有3个重要的目标：营造一个智力环境、吸收天才、留住天才。天才包括高质量的学生和教授，高质量的学生会吸引高质量的教授，高质量的教授也会吸引高质量的学生。

经过14年的努力，到2007年，大学新生的申请人数达到了4.1万人。杨祖佑说，在录取人数基本不变的情况下，这让他们有更多机会选择最优秀的学生。

《束星北档案》一书中认为束星北、王淦昌、竺可桢都是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1949年以后，王、竺成就很大，而束由于政治原因受尽折磨。我认为，束与王、竺不是一个类型的科学家。王淦昌先生和竺校长确是终身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们热忱地关心科学前沿，孜孜不倦地在探索科学问题。束先生就缺乏这种专心致志的精神。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三年级时（1941年春夏），一位四年级同学兴冲冲地告诉我，他最近帮助束先生进行一项重要研究，要证明中子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的，计算所得的结果，与实验数据完全一致。果真如此，当是物理学中一大突破。但我给他泼了冷水，因为根据自己上大学后三年来从英美的科学和物理学刊物中了解到，当时公认的中子的质量数值，与1932年发现中子时所测定的质量数值差距很大，它比质子与电子质量之和还要大，因此，早已有人断言，中子不可能是由质子与电子结合而成。于是他和束先生去请教专门研究核物理的王淦昌先生。王先生的意见同我一样，认为他们所根据的数据早已过时了。当时束先生说了一句出乎我意料的话：“抗战以后我就不看杂志了。”就是说，从1937年以后这4年他已不看科学刊物，不关心科学前沿了。显然，他不像王淦昌先生那样心思都用在科学探索上。也就在1941年，王先生提出了探测中微子的建议，随后有人据此做了实验，使中微子的存在得到肯定的实验之证。这项工作是 1942年国际物理学的重大成就之一。

同时，在对待财产和金钱问题上，他也不像王先生、竺校长那样超脱，而是比较看重的。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1940年3月他父亲病逝，他回家乡奔丧。 1941年夏他母亲又去世，他又回去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他回浙大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买了股票，想靠炒股票生活。不巧有大批（有2.5万人）在欧洲被驱逐的犹太人流亡到上海定居，他们会做生意，更会炒股票，束先生炒不过他们，结果全输了，不得不回学校。他说得很激动，并大骂犹太人（我对犹太人却一直有好感）。

　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这封信很使我纳闷，因为我所认识的物理学界前辈对《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都很重视，而当过爱因斯坦助手的束先生为什么对它没有一点兴趣？那里我工作很紧张，没有心思去深究。现在明白了，他感兴趣的是自己虚构的爱因斯坦，对真实的爱因斯坦则敬而远之。

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

校级科研奖励制度，名正言顺，势在必行 各校本质上已经存在了科研奖励制度，比如发一篇SCI文章，奖励一万不等。不过这个奖额目前似乎逐年下调，因为能发SCI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了。 有些老师私下里讲，这个好啊，你们学校也别老搞什么几百万的项目了，直接有多少文章，奖多少钱就行了。要是结合某些现实情况，这个建议还真有些合理性。 本文建议，各大学应该设立本大学教师的优秀论文奖励制度，从而将以往就存在的制度，升高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台阶。 好处是，与科研项目相比： A1. 科研项目申请，原则上不是基于已有成果，讲究未来发展，这个当然是对的，所以科研项目中的待遇提成，应该基于科研人员的人工成本，而非奖励角度。 A2. 科研项目申请，当然会讲究过去的工作积累，但往往会结合“量”的考虑，而优秀论文奖励则不然，以一篇论文的优秀论成败，想评，拿出你最好的那一篇即可。 奖励制度，当然也会需要评审，会牵涉进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是在校级层面展开，评审问题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对制度建设是一个好事，从而对学校的科研制度有极大兴奋和推动作用。 譬如，必须要求，参选优秀论文奖者，需做一小时报告，可安排在每一周的固定一个时间，一次一位（不用聚集在某一段时间内，哈佛大学优秀本科生论文评定即是如此），全年大约40周，则大约允许40位竞选者，对于一个学校来说，也不少了，对于名校、大校，则可以采取学部分类制，每一个学部，还是全年40周，每周一位演讲参评，共40位竞选人。 国内目前科研气氛还不够太好，很多同事之间并不了解对方的工作，专题报告(Seminar)和大报告(Colloquium)往往来的老师不多。想必，具有评奖性质的学术报告，来的老师会多很多吧，长期下来，自然成为习惯。 校级评选，甚至可以直接结合该学部的每周大报告(Colloquium)，形成“对讲制”，外来大科学家讲一个小时，本校参评科学家讲一个小时，若两人内容相关，可以由他们俩自己调整演讲顺序，外来大科学家可加做此人的评审委员。 这个奖的额度怎么定呢？现在提出一些建议性质的内容，供大家指正。 原则 A. 将年轻人分开评，鉴于国内博士生的平均毕业年龄，可选博士毕业平均年龄6年之后，比如若博士毕业平均年龄是28岁，则加6岁之后是34岁。这个6年，相当于又一个博士期，对于鉴别一个年轻人潜力来说，足够了。     将年轻人分开评，国际大奖最显著的就是Fields奖（40岁），具有极大的好处。不仅避开了论资派队的可能，而且会让公众和当今科学家认识到当今研究的最新方向是什么，不像Nobel奖，大多都是几十年前的工作，因而缺少对年青人的科研方向引导功能。     我们国家的杰青，就采用这个原则，不过把年龄设在45岁，比Fields奖40岁大，再参比欧洲数学会年青科学家奖32岁，就要高很多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会不会因为这个参数的设定值过高，而受到重大影响呢？有可能啊，这种东西可不好证真或证伪，很难用推理达到理性证明的。 原则 B. 三等奖 二等奖 一等奖 特等奖的奖金额度，按二倍法指数递增，即比率为： 1:2:4:8 特等奖和一等奖允许空缺。那特等奖额度定到多少呢，太少了不行，这是校级奖励，反而不能像那些国际大奖一样，钱不够，名来补，得了国际大奖的科学家可以因此在别处得到好处。校级奖励，要讲究实惠。 在我看来，特等奖应该结合青年科学家工资和当地住房价格而设定，应达到5年科学家工资之和或者当地住房的50平米-100平米价格。比如北京地区可选作50万，依此，其他奖的额度都确定下来，三等奖是6万多点。 这个制度，虽然是校级制度，评的是校内人员，促进的是校内评审制度的改善。但其对校际竞争的作用亦是很强： B1. 各校会比奖额，你名校的特等奖奖额和总奖金额度，反而比某些低点的学校差，说不过去吧。 B2. 各校会比得奖人，你名校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比不上某些低点学校的特等奖获奖人的工作，说不过去吧。 这些奖励，都是公开，大众能够了解和容易注意的，哪个学校想胡搞自己的科研奖励评审制度，不拿出自己最好的人才评奖，只拿领导关系好的出来，那是自掘坟墓，牵扯到这份上，大多数校长都不是傻瓜，允许某些恶势力，搞大范围的胡来。 呵呵，我相信，小学校会先搞起这个制度，因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只会增光而不会有损。但是名校、大校的行动会有延迟，因为存在着B1、B2的忧虑，但只要科研奖励制度在小学校蔚然成风，名校、大校最终会被裹进来，在人才竞争，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大势所迫，势在必行。

   “我快覆没了。”这位辅导员写道。在他分管的舍区内，有20个学生出现了心理问题。一个学生因为严重焦虑而无法完成学期作业；另一个学生因为精神崩溃而错过三门考试……舍区主管把这封信转给了哈佛校长，并强调该舍区的问题并不是特例。

新的课程体系实行“3+2+3”培养模式，即3年本科学位、2年研究生学位和3年研究生与研究类高等学位。具体来说，在课程体系方面，我们将原来复杂的本科学位体系综合成6个：人文、理学、经济、生物医学、环境、音乐，我们将其称为6个“新生代”本科学位。

我们认为，大学的改革必须应对时代的挑战，而足够深度和广度的课程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墨尔本模式”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是追求课程的广度和深度，理论与实践相联系，国际化和交叉性融合。

   1902年，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威尔逊就任该校校长，开设荣誉课程、实行导师制，并开始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

我们想把山大办成中国式的加州大学，山东大学现在有个威海校区，我们正准备恢复在青岛办校，将来要办成一个综合的大学系统。

解放初期，毛泽东召集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教育部长马叙伦三人，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就高等学校和科学院的科研关系问题征求意见。郭沫若主张科学研究主要放在科学院，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马寅初极力主张高等学校应该高度重视科学研究，不能讲以教学为主，轻视科研。两人争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马叙伦则取中立态度。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没有做出结论，不了了之。事实上，以后奉行的就是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的路线，当时也是经常这样提的。现在看来，郭沫若的意见是错误的，马寅初的意见才是正确的。我国在上世纪末，才开始重视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不再提以教学为主了。

[27]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5-23 2:22:32]    最后，再次感谢博主专门挑我的贴出来专另成文，我的跟贴解释，既是捧博主的场，也是捧自己的场。 但我不想被博主和其朋友们误解为“攻击”或“好斗”，生活中我是个很温和的人，不想跟任何人过不去。 如此，以后博主想拿我的理念说事的话，可以自由引用，但请最好直接引用。即『』引号中部分最好都是未经修改的我的原句。这样，我就无需跑到博主这里再解释一遍了。 顺颂教祺！

[15]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5-22 6:52:29]    你说，我这位朋友，是重视教学还是不重视教学呢。但是，作为理念，他跟我讲，大学就是做科研的，老师科研做好了，自然教书就好。 他的这个论点，是以他8年西方大学生活经验得来的，结合我对科研交流中那些我们数论专业方面的高手的观察，我是同意的。 其实，科研活动，不止是单纯的发表文章。其中牵扯到的很多能力、过程、活动，都对一个人的教学能力有极大促进。比如，科研活动中一个重要过程，讨论班制度，以前国内做的是比较少的，缺少这个制度，科研人员，其实本身训练就是不完整的。现在，各大学此制度越来越完善，极大地促进了参与师生的教学能力。讨论班制度，本身是科研活动，但正常的科研活动之下，是能培养出教学高手的。 所以，更不用说这个科研活动中的佼佼者，大科学家了。我们对他们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也是你归纳的， 4.“大科学家”的课即使不受学生欢迎也应该得到尊重；5、学生不欢迎的课未必不是好课。 当今的大学生，实在得自己好好纠正一下自己的学习态度。如果大科学家的课听不懂，应该往学生自己身上多找原因。这是个现实问题，相信诸位科学网上的大学老师们都会有很多同感的。 好了，关于李庆忠的事解释完了，其他的，想必我的不同理念的探讨，在您和发发看来是属于攻击行为了。虽然我从未用过攻击性言辞，倒是博主您，多语气不善之举。 如此，告辞，希望您不用再找到北京市长身上质疑我的理念性话语，我这么小小的一个年轻教师，教学和科研都拿不出手，就是有一些无用的不同理念而已，还真不好意思往他老人家身前站。

[26]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5-23 2:17:03]    诸位，这样大学四年下来，比比看，不用比科研，不用比我手下们那些年轻博士们在他们个人科研轨道上的进步。我就跟曹老师的系，比学生，如果曹老师所讲的教学特制本科生教学的话，我还可以把研究生和博士生刨去，我们这两个系，就比谁的本科毕业生好。 我对自己系的本科生们，会有相当的信心。实际上，这些学生，看着他们的老师，四年如一日，每个老师自己都是在那认真的学数学，每次去他们办公室，都是看见这些老师在那里看书、做题。这些学生，想不受到熏陶，都难。这样的学生，不用扬鞭自奋蹄，想不学好都难。 这是科学网，毕竟不用于新浪网，有相当多的圈内人士存在，即使不是圈内人士，也多少具有相当的科学素养，是老大哥中的佼佼者。相信，这两种不同理念之争，在现实中可以实际地去竞争一下，比比看，即使就是教学这个层面，看谁出的学生好，对国家的建设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１８７２年，哈佛取消四年级所有的规定课程，１８７９年和１８８４年分别取消了三年级和二年级的所有规定课程，１８８５年又大大减少了一年级的规定课程。到１８９４年，一年级的规定课程只剩下修辞学和现代语。到１８９７年，整个哈佛的规定课程只有一年级的一门修辞学。

可是它依然存在着弊端，如：一些学生刚从中学毕业，不能对学什么做出成熟的抉择，只能盲目摸索，因而浪费了学习时间；一些学生避难就易，荒废学习时光；还有一些学生可能过早专业化，忽视了基础课程的学习；

另外，广设选修课的费用也很高。

钱伟长：还有学制呢，本来大学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学期18个星期，两个学期30多个星期。上海大学改成了一年三学期，一学期10个星期。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一学期的前10个星期学生都在玩，到10周以后才开始看书，其实只有几周学习了。三学期制让学生很早就开始看书。我会教他们怎么努力。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

[8]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 3:18:27]    『博主：成立全新的交叉学院并以此为基本管理单元实行滚动式发展和更新。』 说到点子上去了，哪个大学若能以此为重点，必然会走出先手棋，占据大学发展制高点。 将此帖收录到diigo group中，featured 精华贴。 http://groups.diigo.com/mathcoffee/bookmark/tag/大学建设

10]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 3:33:47]    在学部和工会，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如此才能建立交叉机制。如果仅是重新设立新学院，则很容易步入原有的管理套路，而那种套路，对于需要灵活反应的交叉学科来说，是不适宜的。

[1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2 3:35:54]    『学部+工会意味着双倍的工资，也意味着双倍的学术休假，实行起来，想去的未必会少。』 这个思路，如果结合当前现实实行，恰有可能产生李小文老师所说的那种“学术特区”功能。 可将新增出的工会中某一Institute或Lab（也可是学部中新增的某一Center），作为学术特区，强调其准入机制，并不是大学原有科学家想去就去的。 保留原有机构，除前面所述真正产生交叉机制的好处，对于当前现实来讲，还有一个好处就在这里，有可能形成学术特区，而随时间推移，特区效应又能在全校范围内扩散。 没有交叉机制的“特区”，只不是是行政领导的高价玩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