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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谓的“广播学习”不再适合于数字时代，不再适合代表未来学习的新一代学生。

在学生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模型中，教师是广播员。根据定义，广播是以单向线性方式从发射者到接受者的信息传播。在学习过程中，老师是传输者，学生是接受者。公式大概是这样：“我是教授，我拥有知识。你是学生，是个空容器，没有知识。准备好，知识来了。你的目标是将这些数据装进你的短期记忆中，通过练习和重复，建构更深刻的认知结构，这样我给你考试时，你才能给我背出来。”

作为一年要作若干讲座的人，我深谙此观点中的讽刺意味。但是，我理解我的讲座并不是学习的好方法。它们对吸引听众、改变他们的观点，调动他们从事不同事情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不过，我敢说，我讲的90%内容都丢失了。

美国80后是数字化成长第一代。他们生长之际，手机、互联网、短信和Facebook跟冰箱一样正常。在人生定型阶段，这种互动媒体的兴起影响了他们大脑发展及他们思考学习的方式。

大学吸引年轻人的能力显然取决于机构及每位教授。伟大的文理学院都在积极有效地鼓励年轻人，因为有了丰厚的赠与和小班模式，学生有更多量身定做的合作经验。我儿子艾里克斯毕业于安默斯特学院，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本科大学，师生比例为1：8。他的老师们包括一位普利策获奖者，诺贝尔获奖者，所有教授都与促使他们学习的学生一起努力。

名为“好问题”的项目

本项目中所用的一条策略称为及时教学，

“当学生谈论他们认为出现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时，他们才能最大程度地学习……

回顾当时，在线学习很昂贵，但今天，网络工具使之成为教学的好方法，解放老师来设计学习经验，并与学生单独进行更有意义的交谈。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研究证据非常强大有力，可追溯到数年前：“与传统教授课程下的学生相比，使用精心设计的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通常在总结考试上获得更高成绩，在较短时间内学会课程，更喜欢他们的课程，对他们所学的课程培养出更多积极态度，”这是1997年刊登在Educom Review一篇名为《教室技术：从理论到实践》的文章观点。“这些观点对更广泛的学生群都适用，从小学到大学，跨越各个学科，从数学到社会科学到人文学科。”

网络新生代浸淫于数字技术中，热衷于尝试新事物，而且速度迅猛。他们希望大学好玩有趣。所以他们应该享受自己发现东西的乐趣。正如就技术如何提供新的学习方法的世界顶级专家赛摩尔·帕波特所说：“教育的丑闻是每次你教授东西时，你就剥夺了孩子发现的乐趣与优势。”

老式学习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假设学生应该自学。在考试厅里分享笔记或就论文或家庭作业进行合作，都被严格禁止。而对于大多数网络新生代，个人学习模式都是陌生领域，他们的成长伴随着在线合作、分享及共同创造。

演讲厅是大规模教育的主要范例。它和大生产、大营销、大众传媒携手并肩。霍华德·加德纳说，在校教育是大规模生产的想法。

维斯其招募了200名学生和作者来描述他们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的看法。

如果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的全部就是你可以在线免费得到的讲座——从其他教授那里——为什么还要付学费？

他问了一个颇具煽动性的问题：为什么大学生的学习应该被限制在他或她所读大学的教授那里？没错，学生显然可以通过书本或通过互联网从全球各地的知识分子那里学习。可是在数字化世界，为什么学生们不能够从另一所大学的教授那里上课？普罗恩撒认为，大学应该使用互联网创造全球卓越中心。换言之，选择你最优秀的课程，将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大学相链接，为学生创造毋庸置疑的最佳课程。学生可以学习他们感兴趣领域里最伟大的思想——不论是在实体教室还是在线。全球学院也将在线对任何人开放。这是我在与他人合著的《维基经济学》一书中表述的一个美轮美奂的例子。

任洁前一天晚上写到凌晨3点，“真的不知道坚持高考的意义，我学得很茫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又学到了什么，没有让我感到有足足的充实感，反而感到空虚、无奈，好多次都想放弃……”

面对老师，任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到底读书有什么用？”她说，“我在学校里，功课学不好，与人交往也学不好，人都学傻了！我想当一名摄影师。人生很短暂，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会努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是多元的，应该给每一种发展的可能提供条件，只要学生经过了认真思考，也应该鼓励他们去尝试、探索，社会、家庭和学校应该对学生的决定持包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