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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公安部长孟建柱在拉萨说，达赖喇嘛“早已不配做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孟建柱从3月23日到24日在视察西藏时讲了这番话。香港亲北京的报纸援引孟建柱的话说，达赖喇嘛口口声声说不搞暴力，拉萨3/14事件再次戳穿了他的谎言。

中国作家王力雄起草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12点意见”已经有180名知识分子签名。文章说，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像。

鲍彤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上有不负责任、任意判案的历史性传统。第一次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判为罪魁祸首。第二次天安门事件，赵紫阳被判为罪魁祸首。现在把达赖喇嘛判为拉萨事件的罪魁祸首，使人无法不联想到当年的轻率、武断和将错就错、坚持错误的实践。 鲍彤说，和谐就是化乾戈为玉帛，不能靠封锁，靠武力，当务之急是和达赖喇嘛对话。这是上上之策。作为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达赖喇嘛是唯一有望主持达成藏汉和解协议的藏民领袖。

所以，必须要从3月10日说起，甚至必须要从每年的3月10日说起。而中国官方媒体绝口不提3月10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更绝口不提当局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对手无寸铁的僧侣们做了什么。僧侣是佛教中至高无上的佛法僧三宝之一，藏人从来都待僧侣尊敬有加。然而，中共不但在历来的宣传上污蔑僧侣是“寄生虫”，强令僧侣与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划清界线；当西藏的僧侣们像缅甸的僧侣们那样和平地走出寺院，和平地发出诉求，和平地静坐地上，反而遭到的却是殴打、逮捕和围困。当西藏民众目睹发生在自己眼前的暴行，当然会引发愤怒和积怨，爆发如今已是举世皆知的大抗议。这便是“3•14事件”的来龙去脉，容我简单讲述，为我藏人申诉。   2008-3-25，北京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任何转载请注明。） 图为3月10日，在拉萨被抓捕的14位色拉寺僧侣。 图片附件(缩略图):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一个利用西藏颠覆中共政权的国际阴谋就形成了。半个多世纪来，“藏独”活动也不知出了多少英文宣传品，没有一个字是出自真正“西藏难民”之手的，都是欧美那些自称是民主、人权“卫士”的大手笔。他们积极参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西藏人民，而是要和中共政权过不去。

达赖是当代国际政治的奇特现象。这位在1950年代要求参加共产党、曾经认为共产主义和佛教理想一致的“活佛”在思想理念上被夹在宗教理想和冷战政治之间，在实际生活中一方面被人吹捧，另一方面被人利用，在情感上思念故乡却被形势逼迫流亡海外当超级明星兼囚徒。

此片引起了zang 独势力的抗o女的地方。本分工作外，我有个习惯——收集容器，这非职业习惯，而是生活习惯或者说爱好。爱好是种盲目的人生态度，可议，因为片子里所描述的东躲打破了许多人的刻板印象。比如东躲并没有计划生育，控制藏人人口的说法不攻自破，片中的东躲的喇嘛似乎对中国很虔诚，他们甚至祷告中国繁荣昌盛，而许多老百姓的生活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对了，片子中藏人杀狗的画面则颠覆了人们一贯的认为的藏民宁静安详的气质。

纪录片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东躲所处于的境地，原始习俗和现代科学的冲突，以藏传佛教为基的文化与无信仰文化的冲突。

东躲的传统文化中大量不利于健康和不符合西方价值的习俗和信仰，会给人一种落后和愚昧的感觉。

有人告诉我，某种程度上这说明你们蒙古人日子不错，不用出来吃苦头，我说，哦，没错。但我觉得更大程度上，反映了蒙 古族的文化已经极度边缘化了，蒙古人已经快要失去自己的身份来。

你就读蒙古族学校，你就别想上清华北大，你最好只能上内蒙古大学。而且，你到了内蒙古大学，也是汉语授课，你的英语基础也没有

汉族学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拿我们冗长的名字开玩 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