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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另外，威尔士政府首席部长的冷淡态度恐怕也无济于他们的事业。 他的新闻发言人告诉BBC：“此事纯属英格兰内政，本府不予评说。”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德国之声：您今天报告的主题是中国的民主化。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现在的国情还不适合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您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样成熟的程度吗？   贺卫方：其实我们得到的信息是一些冲突的信息。你说的这个话我看到过，但是我也看到最近“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发表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所长发表的文章，谈中国的民主。他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他访问中国时的讲话。他发现温家宝几乎用了整个的会见时间与他们讨论什么叫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温家宝认为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体现在选举，人民要选举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这才叫民主；第二要体现在权力的制衡；第三要体现在司法独立。你看，他谈得很到位呀。所以我自己觉得现在不大容易判断国家领导人所持的观点是什么。如果说民主那么依赖于教育程度，首先你无法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英国会发展民主制度。那个时候英国的教育程度很差；第二，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中国的民主不应该从农村开始。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民主是让村民选村长，农村人的教育程度是最低的。既然说教育程度高才能搞民主，那你为什么不能从全国人大，从最高层开始呢？我觉得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村子里，你收了老百姓的钱，你要开放帐户，你要告诉我们你怎么花了这些钱。大到国家，你收了我们纳税人的钱，你一笔一笔地跟我们说清楚。你到底怎么去花的。哪个官员是我们信赖的，谁可以成为我们的领导人，你来竞争嘛。不见得选择都是正确的，民主的决策有时不如专制国家的决策合理，但老百姓可以感觉到他们是主人。

德国之声：最后我还想问您，西藏问题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国际形象很差，您在演讲中提到中国政府在考虑请一家外国公司咨询，如何改善公关工作。您认为中国改变国际形象的最佳办法是什么呢？   贺卫方：实实在在地在国内推进民主、法制、宪政这些最基本的价值，作出真诚的决策，然后认真地去实施。如果说传统的媒体还没办法开放，先开放网络，撤销网络检查，让人们适用不同的观点，让司法逐渐走向独立，要形成朝向正确方向走的趋势，而且不要让人感觉这种趋势很脆弱，随时都可能倒退。这比请任何的公关公司都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种真正朝向合理目标迈进的、坚实的、让全世界都能听到的脚步声。

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中国平安 　　发点数据看看吧：根据平安去年9月30日的财报，平安总资产6237亿，而负债高达5187亿，净资产1000亿出头，在这1000亿中，发行H股拿回来132亿，发行A股又拿来400亿，而在去年那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中炒股票等投资收益又有461亿元，加上卖给其他莫名其妙的股东的拿回来的股本大概有几十亿元，也就是说，此前属于平安积累起来的真正的净资产居然是0。作为一个垄断形式存在20年、号称三大主业九大公司的全国性的金融企业，近二十年积累居然没有积累一点净资产。这种公司竟然是所有基金标配的大蓝筹。 　　傻就傻吧，只要不亏到我的钱，可是不是。 　　中国平安这家已被英国控股的外资公司，从宣布从二级市场公开增发到现在，给该公司股票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超过3600亿；同时造成大盘暴跌3000点，总市值损失超过7万亿，流通市值损失接近4万亿，按照6千万投资者计算，平均每人亏损6万6。如此惊人的财富损失，放到任何一个大国将会引起动乱，放到任何一个小国将会引起政变。7万亿接近中国GDP的三分之一（2007年GDP3.61万亿美元），任何一个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一家公司给蒸发掉，都不会无动于衷，而中国平安，却满不在乎地在等待数钱，甚至连募集1600亿资金的用途都不屑理会投资者的询问。以简单的"全部用于充实公司资本金以及/或有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投资项目"。如此的傲慢与自大令人吃惊，活画出一个圈惯钱的权贵公司的心态。 　　为什么上市公在市场行情看好时定向增发不断，而行情出现震荡时，公开增发层出不穷？显然，这些公司娴于榨汁技巧，通过先易后难的方法，把市场的最后一滴资金汁液挤到自己的碗中。

中国石油、中国石化 　　中石油上市时，管理层信心满满要还利于民。这样的公开承诺隐含了两层含义：一是H股价格将与A股接轨，而不是A股价格与H股接轨；二是中石油承诺将平等地对待A股与H股投资者，一样地给予高额红利，如果不是这两项承诺，所谓还利于民就是欺骗行为。 　　实际上如何呢？上市后价格被打得落花流水，中石油屡次破发，靠基民的钱力挽狂澜，这哪里是与H股接轨，明明把中国垄断资源的定价权拱手交给美元投资者，让海外资金低价来接中国资源的盘。 　　高额分红更是镜花水月，再引用一组数据：中国石油在美国上市所取得的融资额是29亿美元，上市四年来公司已累计拿出119亿美元给投资者分红，而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上市所得到的融资额约500亿人民币而至今给流通股东的年分红还不足6亿人民币（相当于0.845亿美元），中国石油在中国A股市场的融资额是在美国融资额的2.43倍，而年分红只有美国股市年分红的2.84%（相当于三十五分之一），面对这样的数据，那些口口声声还利于民者，情何以堪！ 　　中石油中石化拿着中国人民的石油资源（不用交资源税），赚着垄断企业的巨额利润，还输送给境外投资者高额回报，将境内投资者牢牢套在高岗上。资本市场上还有半点中国企业的样子嘛？再看看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善嘛？没有！反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油荒！ 　　据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去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成品油总量达到1186万吨，大幅增长30.6%。1～10月的汽油出口总量达42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53.1%。虽然出于各种因素，我国油品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进出口，但出口涨幅如此巨大，除了逐利之外，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因此，这种出口行为本质是在制造油荒，为成品油涨价作铺垫。

特权阶层 　　仅2007年一年，汇丰银行控股的瑞士分行就从中国大陆获得私人存款227亿瑞士法郎，相当于近1600亿人民币。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全世界类似汇丰银行瑞士分行这样的银行有多少？这些银行从中国大陆一年又能转移走多少资金？ 对于暴力爱国的补充 　　国内不公平的市场秩序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民企与普通投资者往往成为社会资源倾向性配置的受害者，生活在明显不公环境下的人容易产生受害意识，进而从爱国走向民粹。国资与外资处于第一梯队，而民企处于第三梯队，有关部门片面强调开放却对近在咫尺的国内竞争主体刻意打压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的催化剂。

毛姆在《刀锋》中介绍醉心于欧洲交际社会生活的美国人艾略特时，有这一段话：以他的机灵，决不会看不出那些应他邀请的人多只是混他一吨吃喝，有些是没脑子的，有些毫不足道。那些响亮的头衔引得他眼花缭乱，看不见一点他们的缺点。……这一切，归根到底，实起于一种狂热的浪漫思想，这使他在那些庸碌的小小法国公爵身上见到当年跟随圣路易到圣地去的十字军战士，在装腔作势、猎猎狐狸的英国伯爵身上见到他们在金锦原伺候亨利八世的祖先。

中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称，中国为北京奥运会及一些大型水电项目施行的调水计划，将危及中国西北省份数百万农民的生活。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共陕西省委前书记、陕西省政协前主席安启元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警告称，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可能会招致一场社会和环境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