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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建设：去行政化的分水线是什么 国内高校开始热议，大学去行政化，如吉林大学打响了第一枪，希望能够做到“行政化”和“学术化”的相对分离。其实，所谓“学术化”这个名词，在吉林大学的改革中，指的是学术委员会的相关制度和权力，其模式最终将会导向建立西方大学那种教授会制度，最终管的不一定仅仅是“学术”。那么什么样的事情，该行政系统来管，什么样的事情，该教授会或教授理事会（教授中再选出理事）来管呢？看了吉林大学网页上的学术委员会章程，感觉还不得要领，除此以外，其章程也有一些漏洞：1. 强调了学术委员会由教授们选出，但是具体选举方法，却并未言及，实际上选举重要的是方法，没有选举方法的选举，不是真正的民主。如， a) 采取什么样的投票方式，由谁执行； b) 投票前，候选人是否应该做演讲答辩。2. 学术委员会是否具有权力，自行生成一系列的专业委员会，如果不能生成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也将会像人大那样，成为橡皮章型机构。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去行政化（权力分离）的分水线在哪里，吉林大学把它设在，学术委员会领导和行政领导不可兼得上，这起码是一个治标的做法，不过亦有疑点，首先鉴于前面所说1+2，尤其是2--是否有专业委员会的建立方法和权力方法，否则不会有实效，再讲权力分离也没用，实际中只能把事情交给有执行力的行政系统来办。其实，强调“学术委员会领导和行政领导不可兼得”这条本身也跟其选举理念相背离，大家需要的是学术委员会乃至行政领导由选举产生，行政领导在目前态势下无法做到这一点，就让学术委员会先做这种改革可也。不过，若教授们就是喜欢将行政领导同时选做学术委员会主席，尊重选举意念，又有何不可呢？我想，去行政化的“治本”分水线应该在“透明化”的程度上，即，去行政化的本质，应该在于行政系统的完全透明化，而那些不能完全透明的部分（如人才评定，顶级人才工资评定），则剥离到教授会执行。去行政化的大势所趋应该强调的是，行政系统负有执行“透明化”的任务，首先自身执行完全透明化行政操作，同时监督教授会达到协定程度的透明化。透明化，实际上是中国政治改革中最难的一步，所以此文当作奢谈之想。但是反一步来想，若作为象牙塔的大学系统，都不能够如此，整个社会就更不可能通过透明化减少运行成本了。

ZT.中美两国人当官的过程竟然完全相反       近日接待一位美国朋友，我们一起聊起了中国的两会和美国的选举；说这两者实际都是官的重新就位，所以它是相同的。然而同样是当官，中美两国的当官过程竟然决然不同；因为美国人是自己要官当，所以他们是自己公开竞选而当成的官。而中国人却是组织上要你当官，所以不到公开宣布是不知道谁会当官的。 　　是啊！看美国总统选举的热火朝天，美国人都知道是谁想当；因为他们是公民投票，只有公开自己的想法才会有人投你的票。再看我们的人大会议也是热火朝天，但却不知道有谁想当什么官；因为我们是组织任免，不到最后一刻是无法知道的。 　　 我曾在一家美国人的单位任职，发现有一位华人很称职；于是我向高层提议提拔此人。谁知负责人是个美国人，他说‘这个人自己都不想当官，你凭什么提拔他；这不仅违反了他自己的意志，而且也不符合这个岗位的任职要求’。原来美国人首先是你自己想到什么岗位，然后才有人评估你是否胜任。如果你胜任工作，但本人没有意愿；同样也不会有人违背你的意愿而强加于你；这就是美国人的当官过程。 　　而我们是组织提拔，所以组织直接发文；如果你自己想当官，组织上绝对不会提拔你；因为中国人喜欢‘谦虚谨慎’，越是不想当官的人；组织上就会坚决提拔。如我们武汉市有一家残疾人企业，厂长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收容审查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大家一致拥护一位能力与人品都不错的人为厂长；当然他本人也愿意带领残疾人创造财富。然而同时上级领导也任命了一位外来的厂长，结果两个厂长在一个单位同时出现了。按照我们的想法，谁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肯定谁就应该留任。然而那位被群众推举的厂长虽然当时就创造了效益，还是因为‘无法无天’和‘目无法纪’而被强制性罢免和下岗了；而那位被上级领导任命的厂长，虽然不能为企业带来效益；但因为是‘红头文件’任命的，自然坐在办公室里享受他的待遇；这就是我们的当官过程。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美德是‘谦虚谨慎’；在领导面前愈‘谦虚’的人就能愈得到重用。而那些不把领导放在眼里的人，自然是领导入另册的人。而美国人刚好相反，他们是越不谦虚的人越能当官；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位中国研究生到美国某研究所工作；当时因为这里的所长是华人，所以上班的第一天就去拜访一下。而他的实验室主任刚好有份实验计划，就要这位研究生带给所长。当这位所长从这位研究生手中接过实验计划时，问了这位研究生一句‘这个实验计划咋样’；谁知这位刚出校门的学生说‘不咋样’。所长当时就说，‘如果你是实验室主任，你又会如何编制这个实验计划’；这位学生就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 听了一会儿，这位所长要这位学生当天晚上写出一个书面实验计划第二天交给他。当然第二天这位学生的实验计划交上去了，他也没有当一回事；继续干他自己的事。谁知很快所长就通知他，说他成了实验室主任；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成了他的助手，使他好半天都没有明白过来。后来证明这个体系依然和谐，他当实验室主任很称职；而原来的实验室主任当助手也很全心全意，使他们创造了不少的成果。 这使我想起了当初我的一些事，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某部机关工作；由于我很多知识超前而且我又喜欢外露，竟然在会上纠正领导的事被证明是正确的；结果我们的高层领导很不高兴，我就从高层建筑到了基层工作了。而我在基层依然如故，1989年就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企业质量效益型的内涵与行为’文章；谁知当时的领导很恼火，说我是‘不务正业’；因为这是领导总结的事，我不应该超越领导而擅自发表。于是强制性地把我调出高层管理机关，到一个基层单位去做具体工作。后来某单位效益不行，要我去当全质办主任；于是原来的全质办主任成了科员，结果不仅不配合工作；反而处处充当破坏，使我的很多竞争性的方案全部被别人先偷走了；因而很多招标或竞争总是失败，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当官之道。　原来美国人是自己能够公开要官当的，只有表面要当官的人才能当官；因为他们当官虽然也要批准，但却是公开的竞争行为。所以美国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当官，但美国人想当官的人却不多；尤其是政客总是极少数人。中国人是不能公开要官的，越想当官就动机不纯；所以组织上就越不考察你。所以中国人是越不想当官，组织上就越要你当官；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不知道‘官’的帽子会降落到谁的头顶。然而中国人当官如此神秘，却人人都想当官；于是大家都装扮成‘不想当官’的样子给领导看，骨子里希望‘官’降临自己身上。所以中国人是人人都是政客，个个都想当官；这就是中美两国人当官的不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