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言：杨佳做了什么？ - 2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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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afeng qixi on 19 Feb 09

   

  "杨佳做了什么？"
  
  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不被认为愚蠢至极的话，至少也会被认为完全是废话，因为问题明摆着，杨佳是凶手，杀了6个人。但是切慢，这是发案，也就是说，是结果，是就案件本身来说的，如果我们向前追究一下，即看看杨桂在发案前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看了第32期《南方周末》。
  
  这期报纸在一版头条以《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为题刊登了记者的报道。报道称，杨佳从小就有一特点，即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其母亲王静梅脾气也有点古怪，有点拧，凡事非要找出个理来，她2000年因为与同事一次肢体冲突，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上访，别人劝也不行。几年前，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警察打了，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好几千，于是母子又开始了不断的上访告状，一直告到公安部，他们到底打盈了官司，对方赔礼到歉，还赔了3万块钱。2007年10月5日，杨佳在上海闸北区普善路因骑一辆租来的无牌照自行车被警察盘查，当时杨很生气，竟然像是在盘问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之后他被带到派出所，此后发生的事直到现在没有公布。而杨佳回到北京后继续像前次状告太原警方一样，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投诉，直到两次让上海警方赴京对其进行疏导劝解，但杨仍不满意。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了一户北京下层居民，一个单亲家庭的艰难生活境遇，更主要的让我们看到了不惧打官司，凡事要找出个理来的母子俩；如果换了一个人，可能早就适可而止了，因为上海警方最后一次也答应了要赔1500元钱。
  
  这样一种思想和行为是什么？
  
  是权利意识，是维权行为；而这是许多中国人非常缺乏的。对此，胡适曾经说道："先进的民族得着民权，不是君主钦赐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无数先知先觉奋斗来的，是用血写在法律条文上的，是时时刻刻靠着无数人的监督才保障得住的。没有长期的自觉奋斗，决不会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法律规定的权利，若没有严重监督监护自己权利的习惯，那些权利还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规划我们的权利，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靠个人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民权的保障》）
  
  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密尔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中指出："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正如它最初是由人制成的，同样还需由人，甚至由普通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并使之适应现有人们的能力和特点。"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皇权专制历史的国家。皇权专制从不承认普通老百姓有着任何，那怕一丝一毫的权利，因而百姓也不认为自己有任何权利，此种思想根深蒂固。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了许多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我们的国家也在向着依法治国的方向不断进步，可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执法的现象仍然极为普遍。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在于执法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同时也在于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淡薄，不知，或者不敢维护自己的权利。杨桂母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具有这种强烈的维权意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杨佳终于走错了路，中国目前政治参与的各种障碍使他走错了路，他自身的性格和思想使他走错了路。他残忍地杀害了闸北警方的6名无辜警员，也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这完全是一次失败的参与，痛哉！惜哉！悲哉！
  
  中国如何建立法制国家？执法者如何增强执法意识，正确地执法？广大民众如何增强自己的权利意识，如何正确地维权？如果全社会都来思考、讨论这些问题；这，或许才是这一震惊国内外的血案让我们可能获得的积极意义。

   

  <div class="cArrow"> </div><div class="cContentInner">"杨佳做了什么？" <br /> <br /> 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不被认为愚蠢至极的话，至少也会被认为完全是废话，因为问题明摆着，杨佳是凶手，杀了6个人。但是切慢，这是发案，也就是说，是结果，是就案件本身来说的，如果我们向前追究一下，即看看杨桂在发案前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看了第32期《南方周末》。 <br /> <br /> 这期报纸在一版头条以《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为题刊登了记者的报道。报道称，杨佳从小就有一特点，即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其母亲王静梅脾气也有点古怪，有点拧，凡事非要找出个理来，她2000年因为与同事一次肢体冲突，就开始了长达8年的上访，别人劝也不行。几年前，杨佳在太原火车站被警察打了，门牙被打掉了，补牙花了好几千，于是母子又开始了不断的上访告状，一直告到公安部，他们到底打盈了官司，对方赔礼到歉，还赔了3万块钱。2007年10月5日，杨佳在上海闸北区普善路因骑一辆租来的无牌照自行车被警察盘查，当时杨很生气，竟然像是在盘问警察："你有什么理由在这占用我的时间？这是法律规定的吗？你把法律拿过来……之后他被带到派出所，此后发生的事直到现在没有公布。而杨佳回到北京后继续像前次状告太原警方一样，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投诉，直到两次让上海警方赴京对其进行疏导劝解，但杨仍不满意。这篇报道让我们看到了一户北京下层居民，一个单亲家庭的艰难生活境遇，更主要的让我们看到了不惧打官司，凡事要找出个理来的母子俩；如果换了一个人，可能早就适可而止了，因为上海警方最后一次也答应了要赔1500元钱。 <br /> <br /> 这样一种思想和行为是什么？ <br /> <br /> 是权利意识，是维权行为；而这是许多中国人非常缺乏的。对此，胡适曾经说道："先进的民族得着民权，不是君主钦赐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无数先知先觉奋斗来的，是用血写在法律条文上的，是时时刻刻靠着无数人的监督才保障得住的。没有长期的自觉奋斗，决不会有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了法律规定的权利，若没有严重监督监护自己权利的习惯，那些权利还不过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规划我们的权利，决不能保障我们的权利。权利的保障全靠个人养成不肯放弃权利的好习惯。"（《民权的保障》） <br /> <br /> 这也是一种政治参与行为。密尔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中指出："政治机器并不自行运转，正如它最初是由人制成的，同样还需由人，甚至由普通人去操作。它需要的不是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并使之适应现有人们的能力和特点。" <br /> <br />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皇权专制历史的国家。皇权专制从不承认普通老百姓有着任何，那怕一丝一毫的权利，因而百姓也不认为自己有任何权利，此种思想根深蒂固。建国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了许多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我们的国家也在向着依法治国的方向不断进步，可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执法的现象仍然极为普遍。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在于执法者的法律意识淡薄，同时也在于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淡薄，不知，或者不敢维护自己的权利。杨桂母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们具有这种强烈的维权意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杨佳终于走错了路，中国目前政治参与的各种障碍使他走错了路，他自身的性格和思想使他走错了路。他残忍地杀害了闸北警方的6名无辜警员，也使自己走上了不归路。这完全是一次失败的参与，痛哉！惜哉！悲哉！ <br /> <br /> 中国如何建立法制国家？执法者如何增强执法意识，正确地执法？广大民众如何增强自己的权利意识，如何正确地维权？如果全社会都来思考、讨论这些问题；这，或许才是这一震惊国内外的血案让我们可能获得的积极意义。</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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