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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住在西方的中国人，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华人华侨）都会说，那就是自由和平等，你可以保持自己的传统，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没有一个人，更没有一个强大的自以为优越的民族（如白人）和政府居高临下地告诉你，你应该怎样生活，你不应该吃油腻的中餐，你不能供奉中国的鬼神，你应该信仰上帝——

好在一个用选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国家如澳洲，过去的历史也许不都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所有的历史则绝对是由人民来书写的——用手中的选票来书写。——这是读中学的儿子铁蛋最近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

——对不起，所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同胞！   ——对不起，所有在这个强权下受到过迫害的中国同胞，包括那些痛失家园、妻离子散，以及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的中国人！   ——对不起，这个被人民供养的政府，本应该照顾到千千万万个弱势民众，可现在却让他们无依无靠，看不到前途，在无助中静静地消失和死亡！   ——对不起，让你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居住却需要办理“暂居证”的农民兄弟！对不起，这个政权培养了这么大一批贪污腐败分子！   ——对不起，在荒唐的岁月里，这个政权却以国家的名义，肆意践踏了你们的宗教信仰，摧毁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把你们变成自己土地上的二等公民……   ——对不起……   当然最后，我还得对你说一声“对不起”，让你一路看下来，却始终没有看到我谈西藏问题。

我不知道外国记者里有多少有这种小家子气意识--你丫越是不让知道越不让我采访我越是要写，越是要写你怕被我写的东西，而且写得越坏越好。他们在国外没遇到过这种畸瘤，在国内却不得不硬着头皮打交道，深恶痛绝。 中国政府 曾经号称过在奥运前夕要放开媒体，任何外国媒体到地方采访，只要当事人同意，无需经过外办批准。当然，这个誓言，跟他们很多以前的保证一样，是一股貌似温 馨的屁。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外国记者在华有个类似俱乐部的组织，出过一篇报告，里面有他们翔实的在各地受到的遭遇。

每天我们收到的长的要命的邮件里，凡是新华社啊China Daily的新闻，基本上是唱颂歌的英文版，反过来只要是外国记者写的文章，除了极少数，大部分的注意力，都放在环境污染啊，强制拆迁啊，土地纠纷啊，官员腐败啊，西臧新江啊，这些CPC憋了一肚子火恨不得压之藏之而后快的东西上。

问题是，中国人，有没有权利，知道他们所居住的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当时申办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时这样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權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们提出申办奥运的口号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具体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突出”以人为本”. 在政府工作中，坚持开放、公正、高效、廉洁，增强务实精神，”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向全国和全世界敞开胸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然而，7年过去了，我们当时信誓旦旦承诺的所有一切都兑现了吗？我们绿色奥运了吗？更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正在蔓延，以致某些地区的饮用水质量都成了问题。北京的沙尘暴依旧肆虐；我们科技奥运了吗？我们不仅没有显著的进步，相反科技界的腐败造假已经严重到让国际科技界吃惊的地步，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中國的科技人员用打磨的芯片冒充自己设计的芯片，中國科技界的颜面丢尽！而这种严重造假的行为并未得到公正的处罚，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陕西造假高手周老虎至今没有得到权力部门的澄清，相反，着力于打假的民间力量却屡受权力部门的打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人文奥运了吗？这第三条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还在倒退，我们的某些权力部门不仅没有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肆意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官商勾结下的山西黑砖窑，黑煤窑令多少被蒙骗拐卖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深陷无底黑暗的深渊。多少”城管”人员还在继续为非作歹侵害百姓。互联网控制有增无减，我跟学术界朋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受到了干扰和控制，要想在互联网上查阅一些学术资料都常常无法正常实现。现在连百姓自己安装的卫星节目接收装置都要强行拆除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奥运精神吗？

但是不可否认，旧金山海滨道上也有很多X山狮子旗和anti-china标语。“anti-china”人士各式各样：有反政府、anti-china、反布什、反对一切的美国嬉皮士，当我请他们解释说明他们的anti-china标语时，得到的是无语和一脸的不可一世；有不满我国政府与缅甸、苏丹政府关系的人 权义士，出发点可以赞同，但对事实所知不多；当然还有各类的Z 独人士。

当我们礼貌友好的接近一些xz人时，他们还是很认真、朴实的与我们交谈（就像小时候课本中学到的少数民族一样）。他们大部分在新中国的xz长大，会说汉语，有汉族朋友，也把我们当作同胞，有些也很兴奋得谈到台湾回归、中国统一强大。他们谈到的一些问题与不满，也是在国内生活中大家遇到的。通货膨胀，贫 富差 距拉大，地方官员的腐败，大学扩招后找工作的困难。发达地区的国人尚有时为此苦恼，在全球一体化、全国小一体化的今天，贫穷落后Z人更是负担沉重，生活艰难，由此而生的民族情绪也可以理解。另一印象深刻的话题是dl，所有交谈的Z人都对其热爱、崇拜。长大成为无神论者的我们大概无法理解那种对宗教领袖/老师的崇拜。

这一代Z人看到的是自治区的社会问题和宗教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向前看，努力增进与少数民族的友谊，切实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放下历史的包袱，不再指着他们的鼻子、告诉他们曾经是奴隶。

1988年是中国风雨飘摇的一年，那一年里，所有的怪事都让中国人遇上了。上海甲肝，物价飙升，腐败猖獗，奥运这几衬衫，交通事故连连

国务院接受原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的请求，3月12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25次会议决定免去丁关根铁道部部长的职务。当然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仕途，四年后他担任宣传部长，一直干了十年，02年退位。

希望有人为这次事故负责，希望有人因此丢官罢职甚至坐牢，希望丢官的人以后不要当上真理部长。

本溪三位官宦公子，在这次干部推选中，拟任市团委书记、副书记，被人搞到网上，议论纷纷，当地组织部门顶不住了，事遂寝。----也许是暂时的。　　 其实，怎么能叫集体抢官呢？如果要说这事黄了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父母官不够大，能量不够强，没能控制住事态发展。　　 他们的父母是厅级，儿子为处级，很符合传统制度呀。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从短期来讲，我觉得我们预报得是比较准确的。从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在去年12月份曾经给国家发过一个报告，就是说要警惕突发的暴风雪天气对我们国家造成的影响。当时我们依据的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在东太平洋出现了，我们叫做拉尼娜现象。

无论这位高级负责人是否向总理温家宝汇报，温家宝总理都有责无旁贷的失职或渎职责任——下属不及时汇报如此重大灾情预报，是平日管理教育不严格要求；若是下属已经汇报，自己以为盛世不怕灾，掉以轻心，那就更难逃其昝。其中非腐败即渎职，二者必居其一。由此联想到温家宝此次在湖南灾区数次向灾民低头道歉，并非作秀演戏，而是良心苏醒，自知罪过深重！

再深想下去，会发现一个"温家宝悖论"——总理温家宝一再深入灾区向灾民道歉，虽然有体现政府"亲民"之风，"以总理人格魅力救政府无能"，让人相比一些官僚对民瘼熟视无睹高高在上后，深感欣慰，但从另一面看，却是总理温家宝若是月月"三到灾区洒泪低头"，则证明各级政府包括国务院都没有做好本职工作。古人云：圣人无功，明君无名—— 一个国家的人民，若是不知其领导人是谁，而又社会秩序井然，这才是百姓之大福；而一些政府要人天天占据电视头条头版，成为专业演员电视明星，则大抵是专制制度死灰复燃的迹象。

这份报告称，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带有新闻自由的“西方模式的普选制或多党制”。

报告中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建议，其中一条呼吁让全国人大成为更具代表性的机构，逐步减少其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并取而代之以地方社区中选出的人员。全国人大还应该直接参与拟定财政预算，其会期也应该与财政年度同步，同时还应允许竞选。

近年来，在中央党校和党的有关机构所完成的其他报告中，也都指出了系统性的治理问题，以及草根阶层对于腐败的愤怒。

网络民意对许霆曾经的同情出于三种心态：首先是寄望于司法审判公正得当，这是主流民意；其次是针对社会不公及以往的司法腐败，借机发泄不满，这是次流民意；再次是瞎起哄，情绪化......如今，民意的好心非但没能换取许霆忏悔认罪的诚意，反倒被戏弄了一番。这一教训于“公民表达”，于许霆案背后所折射的社会情绪，对于表达者、社会和政府，都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理性的思考......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王清，男，1982年生人，现为南阳市一公司计算机技术人员，自2003年起，开始介入公益诉讼，常为某一件侵害公民权利之事，四处奔波。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而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评论者认为，“三公”消费公示，是成本最小的反腐措施之一。各政府部门对“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毛孩们是赞同砖制的，现在我不谈砖制的无人监督，带来的贪污腐败等问题。我就说一说被高层吹捧，让底层骄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毛孩们一定会津津乐道地举出一堆例子。从两千年前的秦始皇一直到天朝的神仙爷爷秦始皇。好吧，用举世瞩目的航天工程作例子。

     毛孩们，继续渴盼“开明砖制”吗？还在意淫举国体制吗？还要一边诉苦，一式边维护压迫你的人吗？但毛孩们此举是有历史渊源的。中国首任皇帝秦始皇就办了许多大事。被称为人民智慧结晶的长城有一个响亮的招牌，“防御外敌保卫祖国”。倘若果然如此，这个强盛的王朝现在在哪里？说白了，防御外敌是为了更残暴统治百姓，保卫祖国其实就是捍卫政权。这个智慧的结晶更是堆砌了累累白骨。

    另一种娇柔和谐的传话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依照觉中央最高指示，领悟中央伟大精神，取得又快又好发展......钦此”。前者是民主乱象，后者是和谐社会。这个问题仍放在后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