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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国民政府经济最坏的时候，胡适曾向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推荐了三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吴景超、一个是蒋硕杰，还有一个是刘大中。虽然这三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没有得到翁文灏的重用，但胡适期待学者从政的苦心还是非常有意义。后来在台湾的经济起飞中，蒋硕杰、刘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呼唤，乃 是为了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真的要实行这套主张。在毛泽东眼里，报纸只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须牢牢掌控在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事实上，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已经摸索出一套党管新闻的办法和控制系统。1949年建政后，借鉴苏联经验，这个系统被进一步扩充、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框架。

共产党对于信息和言论的铁腕控制本已逐渐受到挑战，而此次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之多和破坏性之大更是加快了这一变化。

越来越富进取精神的媒体，加上互联网的巨大覆盖范围使这个原本可能只是地方性问题的事件一下子进入了全国人民的视线。过去几天，许多中国网站都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面对因校舍倒塌而失去孩子的学生家长突然下跪。这张照片也成为公众展示权力的一个象征。

不过政府依然在严格控制着有些话题的讨论，无人预计政府会允许民众不受限制地随意谈论西藏等敏感话题。然而地震引发的公众反应正令已经发生的一些变化更加不可逆，以致于在许多人看来，很难再走回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