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月前,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的家乐福超市门前,聚集着大批愤怒的中国公民,以年轻人居多;八个月后,又一个倡议流传,这次是号召大规模抵制琳琅满目的法国货,但二零零八年眼看要过去了,除了法国外交部网站被黑这样一个小型事情,此倡似乎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世界已经变了。时间像压缩机,将三维的人生压缩成平面的历史。如果不是身处其中,后人的确难以体会二零零八这样一个并没有战乱和瘟疫的年份,对中国人来说,是如何像坐过山车一样转折幽微。
悲欣交集2008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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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经变了,该经历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深刻地经历,该迷茫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么复杂地迷茫,不能改变的从未如二零零八这样变本加厉。从前是谈论食品安全,三鹿奶粉是摧毁中国人吃饭的信心。从前是警民矛盾,杨佳则让水浒故事仿佛重现人间。有一首古风,从文学水平上真是不错,它里面有两句:心向明月遇暗夜,意气难平恨难消。反对暴力和遵纪守法是公民基本人格,然而很少有杨佳案这样的事情更使人陷入善的迷茫,和跳跃恶的魔念。从前是民政矛盾,现在是火烧办公楼。我们为瓮安国家公务机关的尊严被侵犯而感到悲哀,没有有尊严的政府,何来有尊严的人民?然而没有有尊严的人民,则政府何能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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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年阴历十一月初,唐帝国满目繁华,就在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夜,一个叫杜甫的作家行经骊山帝国中直疗养院时,写下四句: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戊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他被后人视为忧国忧民的道德象征,然而,他所经历的故事,我们无论如何不愿再历,也应该不会经历。因为时间、命运和理性对中国人的锤炼,这个民族,该会学会如何面对。天佑中华。
:: 隋炀帝的"形象工程" ::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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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隋炀帝,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是他骄奢淫逸,祸国殃民。殊不知他还有一项特长:善搞“形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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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六年元宵节,为了接待西域各国酋长和商人,“于(东都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又下令装点市容,要求檐宇统一,珍货充积,店设帏帐,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用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客人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酒饱而散,不取其值”。还要谎称:“我国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
40余名失踪儿童家长北京上访历险记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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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失踪24小时才可以立案,我却认为是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人贩子做案的时间。提醒人贩子必须在24小时转移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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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到了鸟巢的东大门,找了个人多的地方,依次排队站开,展示我们的寻子海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也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自己身边的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人贩子有作案的机会。很多的人对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由于太阳很大,还有好心的人给我们买来了矿泉水。有些家长的情绪很不稳定,大家都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海报哭诉着向行人介绍孩子是怎么被偷,被抢的。有一个很有正义的大学生看到了我们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也对拐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愤怒。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宣传活动。后来来了一家美国的记者要采访我们。我们拒绝了,因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我们的中国政府解决的。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于是我们收起了寻子海报。准备去找我们中国的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孩子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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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央室的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几个字。“焦点访谈 今日说法 群众接待处”大概是下午4点半种,我们来反映情况,但是窗门紧闭,门口出来了一个武警,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可能看到我们40人,他也很紧张,我们和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讲述了我们都是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央视大楼里出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我详细的给他讲述了我们寻子的事情。他说他也做不了主,这个事情有点大,需要国家广电批准才可以做的,这个节目要是做会影响国家现在“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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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蜜蜂的寓言" -搜狐财经 - 0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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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和“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中国商业世界正成为时尚话题。
但真正的危险还不在这里。“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至少不仅仅是)企业有余钱余物时向公众示好买好的捐款捐物,不是以“转移支付”方式巧妙变相的“事件营销”,更不是问心有愧的企业和商人为洗白自己或包装自己而进行的“非常投资”。正如老子所言:“天下皆知善之为善者,斯恶也。”当“企业公民”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被作为一种善行来提倡时,诸多的恶行或与善恶无关的行为很可能“假汝之名而行”。这就是企业公民面临的真正的危险——成为“伪善”的代名词,最终让人们避而远之。
作为一种商业伦理,企业公民要想成为商业世界普遍的共识,它一定不能作为一种外在的规范来提倡。道德说教只能导致对伪善和对道德的抵触。只有当企业家意识到企业公民行为与企业家自身的需求和企业日常的经营活动有一种内在的、隐秘的关联时,企业公民才可能成为企业家们内在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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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草原上无数的敖包是如何建起来的呢?我们容易以为是某个权势巨大的统治者下令建起来的。在如此地广人稀的土地上,把一个个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组织起来进行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所有的敖包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自发建成的。在蒙古民族中有一种民间信仰:如果你看到了石头(在草原上石头是很稀少的),就是看到了你的“福气”,如果你拿着石头绕着别的石头走一圈,然后把它与别的石头放在一起,你就是在为自己增添福气。人人都愿意自己的福气尽可能地多,所以当一个人看到一块石头时就会捡起来,等看到别的石头时就把它放在那儿。这种信仰代代相传,草原上的石头堆(即敖包)就越来越多,每个敖包也越垒越高。就在一代又一代人为各自“谋福利”的过程中,一个服务于所有人(包括后代子孙)的导航系统就在广亵的蒙古草原上建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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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富论》中他这样写道:“每个个体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提升多少公共利益。他只在乎他自己的保障,自己的收益。个体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引导,最终达到的结果并非他自己的意图。个体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来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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