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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这么愚昧的行为，却能够在中国毫无掩饰地粉墨登场，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太低吗？

大家都知道，印度探讨经济发展的问题已经五十多年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中，已经做了很多尝试。同时，他们有民主，他们好像随时都在选举，但是他们有一个已经完全界定好了的贪污体制。在从一个靠社会等级配置资源的体制转化为一个靠私有产权来分配资源的体制的过程中，你将不得不触及到类似印度的这种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改革一定要走得非常快的原因，因为如果你走慢了，就会变成印度那种情况（即所有的贪污都是界定得非常好的体制）。这也是我为什么完全反对任何渐进路线主张的原因。我认为那些建议走渐进路线的经济学者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印度的问题并不只在于它的贪污腐败，它的主要问题是腐败的权力已经被很好地定义为一种制度了。

博主回复：我对你最不能接受的地方在于：明明我在谈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你不对具体的问题回应，却一再脱离具体问题，纠缠在几个中文词汇上。明明自己在玩抽象，还一再批评别人用词抽象。除了自己外没有人在抽象地谈自由和公平。你再仔细review一下我们的对话，应该不难发现我所说的是否属实。 不说这些 了。当前中国的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权利的垄断导致了经济利益的垄断（这是与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不同之处），学术研究资源的垄断、甚至信息的垄断（或曰不对称）其实包括在广义的经济利益垄断之中。现实地说（即除了政治权利的竞争开放以外），当前中国社会的稳定取决于如何切断政治权利垄断和经济利益垄断之间的联系，使前者不导致后者。作为科学家群体，从学术资源的垄断中突围，打开社会结症的突破口，未尝不是对全体社会的贡献。

可能我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所以让你没搞清楚我对你此文的攻击方向，让我重新组织一下自己的语言：“自由”，“公正”都是属于人类社会中最抽象的形容词，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义。当然，确实有可能在言辞中给这些形容词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但是往往却会因此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物，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定义，即使言辞清晰也毫无意义。那么为了让它起码覆盖到一定范围的现实对应物，如美国科学界的科研评审体制，就必须将其定义适当的模糊化。但是，一经模糊化之后，我们能用一个模糊化的概念，来批评另一个具体的现实吗？即使这个现实可能确实有问题，但这种思维下的批评并不符合科学的思维方法，即要求出发点（基础）一定要足够的清晰明确。再具体来讲，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相应美国大学评审体制而生成的“自由”“公正”定义的适当模糊，能直接拿来用到中国科学体制上吗？答案应为否，应该是既无必然性也无必要性的吧。------------------------------------------------------------关于信息不对称，从这个角度，可以避开那些腐败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削弱信息不对称，就大大地削弱了腐败的根基。世界上总会存在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的，我博文中的一个认识是，让行政系统达到完全透明化（或者说最大可能的），而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放到议会。

[15]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2:10:04]    另外，说到公务员，现在网上可以看到某些权力关键点上的公务员，确实是在争各种高额待遇。科学家想跟他们争，动动嘴皮可以。但也有些，连嘴皮都懒的动，后者也并不是“趴性”。实际上，为了让关键点上的公务员提高新，前些年的理论支持是，高薪养廉。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其巨大错误了，高薪还是养不了廉，反而增加了其恶势。只有行政系统透明化，方能遏制住腐败，其他途径，都只是辅助战术而已。学术界，难道就可以摆脱这个规律性吗？高薪养廉已经死了，高薪养学术，又出来了。果真有效吗？所以，我的猜想（免费贫困大学生政策）和建议（顶级科学家限薪），可能对当前的现实有实际的意义。

[14]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1:53:04]    稍作补充：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正是因为实行“低成本”战略打下天下的，所以低成本发展战略，是国家级战略，跟知识分子的“趴性”，毫无关系，二者不可混淆。精英人才，在某些特殊发展阶段，并不是用“薪金”来定位自身的价值的。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点，也是国外一些宗教影响下的人士的特点。当年，跟着共产党走的仁人志士，自觉自愿地接受低薪、超低薪，面临的却是要抛头颅洒热血，这些人，不是可以用“趴性”去理解的。他们的精英性，不会因为低薪而改色，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才给我们留下低成本运作的广大空间，使得一切才有可能。现在，我们这一代的选择是，要不要给我们的后代，继续留下低成本的发展空间，还是在我们这一代，就把它花掉。这些问题，都是很深奥的政治和经济学问题，跟腐儒的“趴性”，毫无关系。

[12] 标题： 发表评论人：arithwsun [2009-8-19 1:40:18]    所以低成本发展战略，是国家级战略，跟知识分子的“趴性”，毫无关系，二者不可混淆。在讨论战略问题的时候，需要多加思考，而不能将问题归于某一阶群的“德性”。直接从理性的推理证明即可。我那篇文章暗含一个猜想，即只要能够广泛提供贫困人口中优秀人才免费大学国民待遇，即使顶级科学家的工资不做过大提升，对二十年期的中国科学发展，影响不大。甚至，我主张由国家层面制定政策，给顶级科学家限薪，从之抑制住各校在争夺人才中打出的“高薪牌”，这样，“高薪牌”打不出了，各校在争夺人才时，就得打别的牌，比如以更好的政策，去吸引顶级人才。既然是猜想，当然就有可能是错的，只此一说而已。感谢李小文老师的系列博文，让我认识到这一问题，对中国发展的严重性。博主回复：》直接从理性的推理证明即可。那是我的弱项:( 我喜欢几句话讲清楚一件事，一写长了，自己都忘掉自己在说什么了:) 所以数学也学不深。还是偏形象思维多些。

发表评论人：hongfei [2009-5-13 23:15:09]    李老师： 周总理、聂帅、张爱萍领导下的基本上都是工程，或者把科学与学术变成工程，而没有真正的科学和学术。 工程当然可以是外行领导内行，由甲方说了算，但技术上的确由乙方作主。科学和学术需要的却是高度自主。今天的种种问题，正好是因为要从工程方式要回到科学和学术自己的方式，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您说的“照过去方针办”，显然是不妥的。 另外，过去是中国还有一些真正的科学家能够影响领导人，现在这样的科学家已经没有了。而且您们这帮院士在政府和官员面前，也越来越不值钱了。

第一方面是以宏观政策刺激投资与消费，属凯恩斯学派，鼻祖当然是凯恩斯。第二方面是推出货币政策，掌门人是两年前谢世的佛利民。第三方面是以微观或价格理论的分析处理——这方面，经过半个世纪的勤修苦练，我熟习如流水行云，虚无飘渺之境不见前人矣。

最低工资（目前连福利算每小时约十一美元）

为什么如此坚定的反对最低工资的应对手段？很简单，这样做的实质是“人力价格管制”，只要进行价管，市场经济就会失调，经济失调了，什么人文和谐、政治都无从谈起。在各种案例中可以进行具体分析，比如：香港的房价管制、美国最近才发生的汽车企业因工资无法谈判而倒闭，在每一种案例中具体分析有很长，但是你都会发现，说来说去无非就是，在价格问题上有形的手永远难以摸准情况、或者难以及时应对。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政商关系,他持同样风格。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与当地镇政府有过一次“斗争”,甚至惊动了中纪委,最后曹德旺胜出,当地一批官员“被贬”；上世纪90年代,他曾因股票上市事宜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大闹；去年,身为北方某省经济顾问的曹德旺参加该省的相关会议,因气愤对方态度怠慢,他甩手就走……       “中国官员的腐败和散漫很多时候是企业家慢慢培养出来的。”曹德旺语出惊人。或许,曹德旺正是因为在创立福耀初期就遭遇过有惊无险的政商交恶和惊涛骇浪,即使他的锋芒并不会马上隐去,在“吃一堑,长一智”的中国通俗哲学中,他至少逐渐谙习了周旋和变通。

同时,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曾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并官至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从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效用；可以说,尽管曹德旺是个非常懂得分寸的人,但不可否认他又是一个幸运儿

　南方周末记者得知,针对曹德旺拟成立的“河仁基金会”,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普华永道和安永日前正在争夺将来的审计权,而德意志银行、汇丰、花旗、高盛等投行均有意角逐信托权。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

　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

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