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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位淘汰”法制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关键的一点需要看决定员工绩效成绩由高到低的排序方法是什么，这种方法的优缺点是什么，如何规避缺点。一般的方法包括：等级法、交替等级法、强制分布法、成对比较法等。    等级法是把一个确定的范围的员工（如一名主管的所有下属）从最好的员工到最差的员工进行排序。    等级交替法是考评者在被考核人名单中选取综合绩效最好的员工，将名字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下来，然后把这个被考评者的名字划去；接下来在剩余的人名单中，选取一个绩效成绩最差的员工，添到新名单的最后，并把名字划掉。如此“一优一差”交替选择下去，直到全部的人员被选择完，形成排序。    上述两种方法的好处在于不会让考评者把每个人都评价为绩效很好，有效防止全部居高趋势。劣势是这种排序没能把员工之间差异的具体程度表现出来。例如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差距到底是多大，没有标准。    成对比较法是将每一个被考核对象按照评价要素与其它被考核者一一配对，分别进行比较。每一次比较时，表现好的员工记“＋”，另一个员工就记“-”号，所有员工比较完成之后，计算每一个人的“＋”数量，谁的“＋”号数量多，谁的名次就排在前面。这种方法适合于评价因素比较少、人员规模不大的绩效评价。很多员工参加评价或使用很多不同角度的评价时，这种方法很难操作。    一般常用方法是强制分布法，这种方法有一个先天的缺陷是员工整体绩效水平都很高或很低时，接受评价的员工的绩效的分布状况与既定的分布情况不符合，即排位在最后的不一定是绩效不合格者。本案例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员工总体表现很努力，很难将他们中的一部分划入最差绩效那一档。    由于绩效评价方法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绩效分布状况。因而在日常使用中，为了规避缺点，一般是选取一种排序法和强制分布法结合使用，排序法决定了绩效优劣的排队顺序，强制分布法决定了绩效等级的差异程度。

明 主的良好意愿会被地方官员搞坏，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一个古老的观念。今天，在中国西南都江堰市一所学校倒塌的悲剧中，这个观念依然存在。聚源中学有289名师生遇难。在校外守夜的家长们抑制不住对当地官员的怒火，他们认为，劣质建筑害死了心爱的人，这些官员应当为此负责。“我们来这里哀悼孩子，”赵德琴手捧双胞胎女儿雅琦和雅佳的照片说道。16年前，这对双胞胎降生，那是一件特别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中国城镇家庭通常只能生一个孩子。“在都江堰，垮塌的大多数是学校。为什么不是政府大楼？”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1.1" SRC="http://ftafp.allyes.com/main/adfshow?user=ftafp|China|in_article_ad&db=ftafp&local=yes&js=on"></SCRIPT><NOSCRIPT><A HREF="http://ftafp.allyes.com/main/adfclick?user=ftafp|China|in_article_ad&db=ftafp"><IMG SRC="http://ftafp.allyes.com/main/adfshow?user=ftafp|China|in_article_ad&db=ftafp" WIDTH=300 HEIGHT=250 BORDER=0></a></NOSCRIPT>学校废墟上悬挂的横幅反应了这一主题，要求调查对所谓“豆腐渣”工程负有责任的“凶手”。但提到中国“哭泣的总理”温家宝，父母们的语气就软下来了。地震刚过几个小时，温家宝就来到了这里视察。“温家宝关心我们，”女儿夏雪玲在聚源中学遇难的彭兰表示。“中央政府的政策是好的，但在地方没能执行。这不是他的错。”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员会有损明主为民的美德和努力。这个古老的观念对今天仍具有政治意义。学生的父母愿意将中央领导与所指控的地方官员区别开来，这将有助于政府控制政治影响的扩散。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 Oxford)的政治学家曾锐生(Steve Tsang)表示，民众愿意避免将治理失败归咎于中央领导，这仍是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重要支持。至少到目前为止，面对5月12日四川地震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引起的强烈民众情绪，温家宝和国家主席胡锦涛似乎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这场地震已造成6.8万余人丧生，还有2万人失踪──可视作已经死亡。尽管学校倒塌范围之广，可能意味着这是体制缺陷而非个人问题，但学生父母的指责都局限于针对地方官员。

当然，明主的信念不仅出现在中国。曾锐生表示：“我认为这是前民主体系的一个特征。在权威体制下……你很容易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最高领导层竭尽所能，下级官员却在层层阻挠。”

尽管都江堰的学生家长们把怒气都集中在地方官员身上，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也很难由此感到轻松。这次地震中估计有4800名学生遇难，如果不能为他们讨个公道，就会出现巨大风险。如果人们认为灾后救援工作失败，另一个重大风险也将随之而来。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得出结论，认为明主观念事实上只是一个神话，那么公众舆论可能就会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