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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巴马任职之后不久，一位应聘新政府里面数个新职务的朋友承认，他渴望去能源部。“它就像是60年代的NASA，”他告诉我。“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想去那里。”奥巴马选择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住朱棣文做能源部长更加增加了其诱惑力。在奥巴马时代早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一页的美好梦想往往都是用避免全球性灾难的方式来重塑美国经济——并且外延至世界经济。

放远一点看，太阳能发电技术、硅晶片技术、薄膜技术都在追逐那个具有1万亿美元市场价值的太阳能市场。进行商用规划设计在这里就具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更远一点看，我们依然有地热、生物燃料等可以选择，它们有朝一日可能会取代石油。Solazyme是一家旧金山南部的公司，他们那里的工程师就利用海藻产生生物燃料。他们向我展示了一桶55加仑的由海藻产生的燃料，然后邀请我取一管海藻，它在那之前已经被用来生产过美味的食用油了。

美国消耗的稍稍超过一半的能源被用在建筑物上面了：12%用于建造，而39%用于制热、制冷以及照明了。“降低能源需求最容易、最迅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建筑物为目标，”Marc Porat告诉我。他是位于建筑环境部门的串行企业家。Porat的Serious Materials可以用来制作高效率的窗户以及低能量需求的干板墙；宽宝水泥用粉煤灰来制作低碳含量的砖和水泥；Zeta社区建造的房屋碳质残留物是最低的。

它们看起来可能平淡无奇，但是商业照明的改进，可编程的恒温器、电视以及冰箱的应用可以大幅度降低碳排放以及花费。汽车燃油效率适度的改进节省的原油多达我们一年从波斯湾进口的总量。

总有一天这些技术会汇合在一起的。Buck Rogers给我们描绘了这么一种电力生态系统的未来：它建立在一个聪明的电网基础之上，家庭电力在时髦的电力传输装置以及节能型建筑中缓缓流动，这些建筑都配备了智能型的家用电器，他们会在一天里面电价最便宜的时候来清洗盘子或者是甩干衣服（在未来，电价会上下浮动来反映供求），因此来进一步降低你那本来已经很低的、清洁的能源账单。停电以及价格高峰，就像是Dick Cheney和Enron都将成为遥远的历史，而吉米·卡特将会被称为超过他的时代的人。

硅谷那无边无际的乐观主义不禁让人们想起因特网刚刚起步的早期。“想一下你认识的最聪明的人，然后想象一下，5万或者更多那样子的人一起工作努力创新，”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 法律公司的合作者、清洁技术专家Mike Danaher告诉我说。“就像他们在90年代攻坚电信技术一样，他们在尝试着清洁能源的方方面面，努力去改变它。”

对清洁能源的热潮横扫整个硅谷，它已经改变了当地的风俗。铺张浪费已经被刻意节约所取代。身份的象征已经不是巨大的游艇以及那大而不规则的建筑物，而是那些设计的追求节约能源到底的家居设计。它不仅仅可以产生满足自己应用的电力，还可以无偿提供给电网一部分来使用。一位顶级风险资本家向我展示了他在Portola Valley的家，他就开始了这么一项工程。在选择回收的石料以及堆粪厕所之后，他彻底地向环境主意热潮屈服并且在这条路上一路前行。它和当地一家苗圃合作来种植“原生态嬉戏草坪”所需的植物群，并且带来一批野生生物学家。他们配备了运动敏感性的夜视摄像机，用于诱使那些难以捕捉的沿河乌龟以及暗足林鼠（dusky-footed wood rat）原本在此回到其自然栖息地。他们还在制作一部关于这个的纪录片。

这种兴奋之情延伸到奥巴马总统早些时候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强调。它让硅谷的领导力量们认识到，这位总统是了解情况的。“加州是新的德州，”Danaher狂喜地说道。“在白宫终于有一种认识倾向了：技术革新以及企业家精神可以改变事情。”

90年代以及2000年后的因特网和社交网络蓬勃发展是独立发展的而清洁技术则牵涉到了能源政策。这就意味着，华盛顿对事态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发言能力。

当阿拉伯石油禁运引起人们对能源安全的关注之后，两个主要的障碍阻碍了国内清洁能源工业的发展。第一个就是电力公司控制了输电线而且不希望产生竞争。第二个就是发展和应用新技术的令人咂舌的开支。卡特总统在1978年用一项他称作是“道义战争”的计划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他迫使公用事业公司接受来自像风能或者太阳能公司的电力；而且他第一次使可再生能源补贴以投资税收抵免的方式成为可能。两年后，国会在第二次石油危机后提高了补贴额度。

在整个加州，风能都变成了流行的避税措施。

太阳能也从这一优惠政策获益。从1980年开始，它还获得了加州的物业税豁免，用以支付数英亩的太阳能镜子的花费。受到这些激励方案以及涌现出的“石油峰值”理论的刺激，像壳牌、埃克森石油公司以及阿莫科公司成为在太阳能技术上最大的投资者。

这些在1985年戛然而止。罗纳尔多·里根——当时已经在大张旗鼓地削减其前任对清洁能源的补贴——把投资税务抵免取消掉了。很明显，里根看不起风能。在此之前他就已经指示国税局取消这项优惠了。当他在1986年把《税收改革法案》发送给国会的时候，他把加州的风能发电机单独列出来作为需要改革的证据。此时石油价格滑落，这个行业很快就崩溃了。

到1991年，Luz旗下已经有了九个发电厂，而且已经开始了组建第十个。而此时加州的物业税豁免到了重新续订的时候了。这一补贴是这个公司无法离开的。当时，Luz的354兆瓦声场能力占了全世界太阳能90%。他基本上就是无与匹敌的。但是从政治的观点看来，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一太阳能物业税豁免似乎就只对一家公司有利的。“这绝对是疯了，”Goldman说。当共和党州长否决了继续实行这一豁免时，这家公司破产了。它的九家发电厂依然在运转，现在属于Florida Power & Light。Goldman现在是BrightSource的一名主管。

对于那些越来越小却依然奋战的公司来说，困境并没有减轻——不仅有来自右派的，还有来自左派的。比如，Kenetech Windpower就一直和被行业内称作“鸟类杀手”的名字纠缠不清。

对那些同情风力发电厂的人来说，这一项目的可行性是被关注的焦点：残害金鹰违反了美国《候鸟协定法案》。Kenetech最初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协商，希望得到“杀戮限额”，后来实行了更为永久的解决方法：破产。

当税务减免消失的时候，风能和太阳能没有消失。他们走向了海外。丹麦（给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政府支持，并且在风能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德国以及西班牙的成功是通过要求电力公司付给那些向电网输送电力的人以高于市场税率的“输入关税”来实现的。日本同样也建立了活力四射的太阳能市场。

尽管美国的生产基地被破坏了，美国依然是世界上风能最大的市场。1992年，国会开始重建这一产业——这次是以生产能力而不是投资来支付税收抵免的。这一市场又兴起了，当税务抵免过期的时候，它再一次崩溃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面，这一兴起-衰落的循环还重复了三次，而且非常接近第四次了。上个秋天里面，在经历了18次要延长生产税收抵免的努力之后，国会在其休会之前的一件最终法案文件中允许了一年的延期。

从图上看，美国清洁能源的生产的历史就像是锯齿，随着补贴的来去而起落。日本、德国、西班牙以及丹麦则呈现平滑的上升曲线，这也是政府政策一致性的反应。

尽管有这些问题，新的技术依旧不断涌现，而且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他们的耐心要比国会那多变的注意力大的多。因特网繁荣带来的兴奋、能源价格高涨带来的机遇使得风险资本家把赌注押在了清洁能源上面。越来越多的州开始要求电力的一部分来自可再生能源就代表了一个日渐增大的市场。虽然这件事在老布什的功绩里面微不足道，但他在担任德州州长时被该州商人们所鼓舞，于1999年签署了被奉为典型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德克萨斯轻易地成功了，现在他们生产的风能比丹麦还要多。 风险投资的本质就是多点下注，希望能有几个可以成功。它创造了今日的清洁能源。但是风险资本家却没有办法复制因特网的巨额增长，他们还不足以与价值5万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市场竞争。Google只需要2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就做到了今天的地位。而一个大型的风能或者太阳能设施可能需要5亿美元来开始。“当你谈到能源基础设施的时候，你谈论的是数千吨的钢铁、玻璃以及巨大的涡轮机，”Ausra的建立者之一Peter Le Lièvre说。“硅谷的所有投资者加在一起也没办法给一个项目投资5亿美元。”

税务抵免的问题在于，你要利用这一政策就必须欠税。而大多数刚刚起步、还在为了盈利而奋斗的公司则没有这么个优势。所以当一个公司想要建造一个风能或者太阳能发电设施时，它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是合格的，却怎么也无法实现这一“税务平等”。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和那些这么做到的人合作，和那些可以支付5亿美元的投资的人合作，并且产生的利润足以带来一个丰厚的税务单。在见证了20年的破产衰亡史之后，传统的美国银行压根就没有这个兴趣。欧洲的银行态度积极，投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却不满足美国的税务抵免条件。刚愎自用的政府刺激方案要求有一个大的资产负债表，巨额利润以及没有风险。去华尔街吧。

投资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杜撰了“成员倒装结构”、“倒转过关契约”这么复杂的名字，用以作为税务平等媒介来利用税务优惠。这些交易即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协议，它们用以换取往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些交易可以适用于主要是其他投资所得的利润（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对可再生能源公司来说，税务平等是生死攸关的：各类信贷结合起来可以抵消一个工程三分之二的资本花费。像雷曼兄弟、Wachovia以及美国国际这样的公司成为了可再生能源的一部分——甚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投资的应用级工程生产了美国大多数的清洁能源。

强迫可再生能源公司通过华尔街来得到政府的支持——并因此牺牲一部分支持——是没有必要且效率低下的。但它同样把这个行业的命运和金融世界里面最有进取心的玩家联系在了一起。

去年年初，这一数百亿美元的税收平等有18个提供者。在九月份破纪录的大屠杀之后，这一数字降低到了4家。信贷冻结，大多数项目也陷于僵局。突然之间，不仅仅是那些刚刚起步的公司，似乎整个可再生能源工业都陷入了死亡谷。

奥巴马就职以后，气候变化问题有长、短两个部分组成。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可再生能源业从华尔街危机里面解救出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解决萧条的手段。还因为，要达到碳排放降低的足以限制气候变化这个更大目标，把清洁技术快速上规模很有可能是唯一途径。另一波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很有可能使其成为不可逾越的困难。 为把经济转向类似于Amory Lovins所说的温和路线做出了三个努力，其中经济辞镜方案是第一个。为弥补税务平等的缺口，这一刺激方案提供了327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拨款。并且为了吸引新的投资者投入更大的工程，还提供了134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为了增加政策稳定性，它把各类税务优惠延长到了3至8年不等。最让人震惊的是，它指示能源部直接投资给那些有希望的清洁技术公司（尽管其收益是就业岗位以及环境利益，而不是平等）。大笔一挥，奥巴马总统就把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风险资本家。三月份，当负责此项目的官员出现在圣巴巴拉的能源会议上时就被热切的CEO们围住了。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这一刺激方案基本上拯救了美国的可再生能源业，”风险资本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的执行主管Raj Atluru说。

奥巴马计划的第二部分——国会将在今年夏天考虑把它们作为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把像在德州、加州以及其它的州存在的可再生能源标准制定为国家标准。这会给努力增进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法律保障，并且消除另一个里根式的政策大逆转。最后并且最显眼的组成——它也是能源法的一部分——就是给碳排放定价：这可能是通过建立一个奥巴马预算中的那种限额交易系统的方式来实现。

例如，加州理工学院的能源化学家Nathan Lewis预测，要把大气碳含量限制在450ppm，我们要生产13000千兆瓦的清洁能源才可以。（现在的全球太阳能生产能力是10千兆瓦。）它们的成本必须低到足以让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污染者来接受。朱棣文认为这要求我们有诺贝尔式的科学突破才能做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思想还是经济上讲，美国在那之后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因为对气候威胁的认识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布什对《京都议定书》这样子协定温室气体排放的粗暴否决也导致了我们的蔑视。当170个国家的代表在哥本哈根于12月份商讨下一阶段气候条约时，即便是奥巴马总统这样急剧改变做法最多也就是给我们赢得人们对挥霍无度的孩子小心谨慎的接待。同时，80年代涌现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都被我们推给别人了。“我们把风能和太阳能送给欧洲三十年了，”Raj Atluru说。“因此，他们有消费可再生能源巨大的市场，也有出口这一技术最大的公司。”

但是欧洲在领衔这一领域的几十年里面却没有创造可再生能源的巨大突破。缺乏创业文化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也是为什么尽管欧洲取得了可圈可点的进步，却无法指望他们成为拯救者。斯堪的纳维亚实用主义自己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作为哪里有可能出现解决方案的标志，美国去年在清洁技术上面的投资已经达到了58亿美元——整个欧洲和以色列加起来才18亿美元。这还是在奥巴马下注之前的数额。

美国资本主义即使在运转良好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局限性的，其中之一就是，如果前景良好的创业计划的盈利潜力在风险资本家10年投资预期之外，它们是很难得到投资的。能源部的研究经费自从被里根削减之后再也没有提升过来。而看起来在开发、控制清洁能源技术进步——即电力设施——上面举足轻重的私有经济领域也没有认真进行过技术开发，因为政府一个世纪以来的政策都使得走强硬路线那么的容易。清洁技术圈内人士通常指出，电力企业在研发上面的支出只有其收益的极小一部分，可能只比宠物食品公司多一点。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因特网以及GPS这类事物的先驱。

技术、政策以及金融永远都是相互作用来决定清洁技术发展的步伐的。自从卡特总统以后，现在它们终于第一次实现了结盟——而且更加的强大，因为环境因素和全球关注比1977年要大的多。

清洁能源成功的关键在于利用两个通常相反的力量，避免它们相互削弱对方：硅谷的自由市场式的创新文化以及华盛顿制定每个人必须遵守的条款的能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欧洲式那么稳固的稳定性，却不会把我们拘束到欧洲那不足的创新水平。如果事实证明真的要一个诺贝尔式的突破才能够拯救我们的地球，那么20世纪80年代那个清洁能源自由的起起落落可能会更加的被看好一点。真的，还有谁能够创造这么迅速的改变？这么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阻止气候变化最后、最好的希望很有可能是曾经在这一行做的那么拙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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