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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突如其来的灾难堪称对条例实施的第一场“大考”。令人欣慰的是，救灾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良性互动，已经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努力建设“透明政府”的一个缩影。

２００８年，从大地震到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从瓮安事件到三鹿奶粉事件，许多正反事例都证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政府妥善处置各类事件的“不二法宝”，更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推进器”

财政预算决算、行政收费、政府采购、行政许可，无不涉及政府权力运作的“核心区域”

王清，男，1982年生人，现为南阳市一公司计算机技术人员，自2003年起，开始介入公益诉讼，常为某一件侵害公民权利之事，四处奔波。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而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评论者认为，“三公”消费公示，是成本最小的反腐措施之一。各政府部门对“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