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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我们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社会唱赞歌的人太多了，唱得大家都晕晕忽忽的，有那么一两个人说了两句不好的话，顿时成了人民公敌。比赛完了，大家都正在寂寞呢，正好有只鸟出头了，而且似乎还不是只好鸟，当然要打了，不但要打，阵势还很大，20多家媒体联名声讨，要求道歉，一天便有上千人在张晓舟博客上留言致以新年的问候，有网友还要代表重庆几千万人民起诉，甚至还在计算能获赔多少万来着，拜托，只是个张晓舟，又不是张子强，真有力气就干点别的有意义的事，好钢得用在刀刃上，我想连许三多都知道在这事上纠缠没意义。

中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称，中国为北京奥运会及一些大型水电项目施行的调水计划，将危及中国西北省份数百万农民的生活。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共陕西省委前书记、陕西省政协前主席安启元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采访时警告称，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可能会招致一场社会和环境灾难。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果我们看整个互联网版图，就可以发现，单机其实是一个私密空间，这非常像现实生活中的“家”。微软基本上已经控制了这个私密空间。如果这些单机从来不曾互联，这就像“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的世界，“社会”是没有任何力量的。

我从来不认为Google是一个互联网公司，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握有媒体的广告代理公司。Google adsense和adwards的模式并非仅仅建立在Google.com这唯一一家网络媒体上，而是建立在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网站页面上，甚至包括一些门户型的大型网站。它在客户那一端实施买家竞价的策略，出价高者得广告位，在媒体那一端则实施按效果付费的策略，没点击就白放。这是天才的模式。而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天才就天才在放大了agency的利益和树立了它的强势位置，而尽可能地压缩了媒体们的利益。按效果付费的模式，基本上将“展示”这种价值的使用价值变成了零。

而我看到的景象几乎是一样的：前两次举手的各占两成，无法判断者占六成。这样的结论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不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中。

失去的意思有三层。一是，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危机无能为力，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倒闭、歇业、出逃、缩小经营规模成了惟一的选择；二是，在中央政府力图被经济拉出泥潭的过程中，他们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巨额的“铁公基”投资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产业振兴计划的受益效应也非常的虚幻，有力使不得，有钱不敢使，前景不明，政策不清，陷入了特别的焦虑，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景象----中国的民营企业集团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显得无足轻重；三是，他们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充满了彷徨，通货膨胀的泡沫眼看着已经起来了，可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好的泡沫，还是坏的泡沫？

（照片http://home.dichan.com/showtopic-1355.aspx?s=laomao 　　帐是12月份的总收入：770元左右（大致的，但不会超过800) 　　房租：50元（4个人合租了一间房） 　　管理费：20元（街道收的，包括10块钱的暂住费） 　　餐费：140元（早饭1块，中饭4块，管饱不管好的那种） 　　买菜：27元（4个人每天*流买菜，一起做饭吃） 　　买米：15元（本来自家有米，但来回的车费比买米还贵） 　　日用：30元（包括油、盐、纸等） 　　买烟：21元（0.7块钱一包的那种，1天抽一包烟） 　　通讯费：17元（包括10块钱CALL台服务费） 　　交通费：3元（日常交通基本靠走） 　　给儿子生活费：200元（儿子在县里读高中） 　　给老婆买件衣服：20元（估计是地摊上买的，"半年没给她买新衣服了"他说这话时充满愧疚）寄回家：150元（存起来给儿子念书） 　　给母亲看病寄去：50元（母亲药费3兄妹分摊） 　　意外支出：60元（一次为了抢活横穿马路被罚款10元，一次挑东西碰着了一个小青年，被敲诈了50块洗衣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