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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以GFW治国硬是要得，连党的通讯社的网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都能而且敢于屏蔽，的确要得～

从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立法意图来看，掌握公众舆论工具和控制言论自由是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新兴技术的出现，打开了一个缺口。而面对现代技术给控制带来的新难题，政府动用了巨大的国力去开发电子通讯技术，以便禁止现代媒体在中国作为独立的公众舆论平台发挥其独特作用。政府的目标是将新兴的通讯平台掌控在政府手里，而不是通过立法、司法去调节管理。即使政府没法拒绝这些新兴技术以及由此开拓的通讯途径和平台，政府仍然企图把这些空间和自由作为由它来掌控的“礼物”赐予给民众。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鄧小平的话说“除了獨立，什么都可以谈”；達賴喇×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獨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達賴喇×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 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達賴喇×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專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專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專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門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列学说，视媒体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从根子上就不认可新闻独立的价值。抗战期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呼唤，乃 是为了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并不意味着共产党真的要实行这套主张。在毛泽东眼里，报纸只是宣传党的政策和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因此媒体必须牢牢掌控在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事实上，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已经摸索出一套党管新闻的办法和控制系统。1949年建政后，借鉴苏联经验，这个系统被进一步扩充、完善，成为“新中国”新闻制度的基础和运行框架。

批评个人是要掌握一个尺度的，而批评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机构不需要什么尺度，尽情在语言上撒欢儿没什么了不起的。这是现代言论自由的意义。而有些人始终不理解这点，总是把关系颠倒过来，批评个人总是撒欢儿的狂欢，批评某地或者某些机构倒是温良恭顺。这种意识的结果，就是听见批评自己的家乡怒不可遏，即使自己家乡的门户网站上那些图文并茂的东西实在不能给他们这些义愤填膺的姿态增光也在所不惜，或者干脆选择性失明，而对其他受到伤害的个人——比如艳照门事件的当事人——倒是倾洒自己的道德感义愤。

弄他！弄他！

重庆城市生活第一网

作为一位普通的广东居民——一个网民，一名公民，我怎么响应汪洋的号召呢？我就从自己做起，率先解放我自己的思想吧。一直以来，一些思想不解放的官员让我们认为，公民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力，更没有参政的途径，独立思考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甚至在互联网上的言论也经常被无理地删除……要知道，如果不是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关心社会，先天下之忧而忧，谁会有时间无聊地到互联网上去议论国事，讨论思想解放呢？   不如，就让我们先从互联网开始解放我们的思想，请不要删除我们讨论思想解放的帖子吧！

一排排西方政治的探照灯又开始聚焦北京。所谓人权、西藏问题等惯性及硬性压力尚未消退，又以达尔富尔问题挑起责任外交的议题。新春伊始，西方某些势力对中国的偏见和臆想，出现了一次爆发，“奥运政治化”，一时间甚嚣尘上。

CNNIC发布了第二十一次互联网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除了宣称中国有2亿网民外，还有两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 其一，中国网民的即时通信（IM软件，比如QQ）使用率达到81.4%，是仅次于网络音乐的第二大网络应用，超越了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 其二，询问网民上网做的第一件事，有39.7%的人选择了IM，是互联网第一落脚点中网民人数最多的一项。（均引自p.41） 参照国美国，即时通信使用率的情况是？ 39%！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n which all the following happens:1) Tibetan monks or the FLG self-immolate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ies.2) Foreign tourists complain about secondhand smoke, "massage" phone calls to their hotel rooms, spitting, lack of queues and price gouging.3) Domestic tourists complain about even worse price gouging. Indignant domestic visitors get mad when their tickets are revealed to be fakes.4) Wiseacre tourists pose in front of the Olympics logo re-enacting this picture. Hilarity ensues when Chinese citizens/officials get wind of it.5) Athletes complain of racial profiling and repressive security measures at the Olympic Village, though in fairness its the Chinese security apparatus trying to do their best.6) A phalanx of visitors with protest t-shirts are detained.7) Japanese athletes get harassed.8) Triathletes succumb to pollution, or controversy erupts over the US and other teams sporting breathing masks.9) Nasty poor sportsmanship rears its head when Liu Xiang doesn't win the gold.10) Afghanistan's only competing athlete misses his event due to traffic.11) African athletes get harassed in Sanlitun.12) Al Qaeda or some other nutjobs pull a Munich.

然 而，从更严肃的层面上说，我们看“艳照门”，不是要做意淫的看客，而是应该努力透过这个事件讨论一些对网络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 比如隐私权，比如互联网的监管，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极为复杂的，其解决之道应该通过一个充分的沟通过程来达成。关于如何监管，我的观点很鲜明：第一，应该尽 可能使用现有的法律，而不是匆忙通过新法律，因为法律面对新技术的发展存在一个致命的滞后期；第二，政 府如果犯错误的话，也应该犯规范过少的错误，相信互联网会逐渐更清晰地成形。在互联网提出了那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的情况下，政府未见得有最好的解决办法， 即使有，也不见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终，互联网也许会催生出一种新的规范方式，不那么具有强制性，而更多地相信市场的力量。

果不其然，针对郭锡龄的批评，今天铁老大立即发了脾气，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对郭的批评一一驳斥，说自己“感到惊讶，难以理解”，并称郭的话“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他在依靠垄断信息源列举了郭氏发言中一些所谓的“硬伤”之后，话锋一转，反过来质问郭：“当广大铁路干部职工和广州地区人民群众并肩战斗、奋起抗灾、共渡难关的时候，郭副主席身在何方？”含有从道德层面打击郭的意思：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们！然后，王又很策略性地，将郭与广州市三套班子作切割，称“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这一招当然很是厉害，既表示铁道部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得到广州市当局的广泛认可，也暗示郭如此卤莽发言，敢直接批评本部，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最后，这位发言人最后又给郭扣上一顶“不珍惜”抗灾胜利“壮举”的大帽子，无疑是在“政治正确”这一“原则”上狠狠将了郭一军

许多网友在网上提出为什么还不建立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们说要实行政务公开，也要对官员的财产收入实行公开。当然，这件事情要做得真实而不走过场。

前几天，新华网做了一个统计，说在网民中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反腐败。我深深思考了一下，为什么在应对金融危机这样重要的时候，而群众却十分关注反腐败？

这个共产党如果你还将它当共产党看，以为只要反对它的那种表里不一的意识形态，就算反对过了，你就大错特错了。它在当前实际上已成为被各种利益集团或贪腐集团租借的外衣，你已无法将它当真，完全要看它被披在哪个人身上了。它的专制是某种黑厚的利益集团的专制，比如杭州飚车案里，那个杭州市委宣传部长的一手遮盖整个杭州新闻界，并不是党的意识形态或权力装置的规定，而是他的权力出租出手时的险恶与无情，才那么激怒我们。我们只能生气中共杭州市委的不去追究这个宣传部长，但我们怎么可以要求这样一个黑厚的利益集团来主动处理其利益关联者呢？他们同是这个权力粪坑里的蛆，享受得正酣呢。只有清洗他们，通过透明的媒体为了追逐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报道，通过议会式辩论与决断，来处理他们，虽然这都还不是解放政治，但也因此该先做起来。

艾未未好象也没有看到：并不存在政治的人道主义田园曲；任何政治讨论都是各方从自己利益出发，从他们所处的情形允许他们指望的那种客观性，去获得最大份额。而这常常不是在人民之间分份额，而是通过那个舆论政权，由言论导向来斩获，是硬出手，来搞定。在这样做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并不占有特权，他们通常很难说清自己的利益纠葛。艺术家在哪一方面是强的呢，是特别对社会政治有贡献的呢？

我们的国家似乎总是充斥着这重重荒诞。它分明已然道德崩溃、冲突不停，到处却都在大谈和谐社会；宪法保证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但是法律也惩罚所有可以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你说不清哪句话一不小心就可能颠覆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一些官员公然四处寻找处女，色情服务无处不在，它却声称要用一款软件来保护那些上网的少年免受黄色内容的伤害……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