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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互联网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产业，在我看来，中国的网络广告规模至少应该达到三四百亿元的规模才算合理。”对上述一系列的调查数据，江南春语出惊人，“中国有4万个广告客户，但只有3500多个是互联网的客户，其潜力可见一斑。”在江南春看来，此次和电通的合资，一方面是进行资源整合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减少了行业内公司间的恶意竞争。这也是他几乎进行任何收购的两个主要理由。

面对侯宜中的遭遇，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一幅类似西西弗的艰难情景吗？看到的不正是当下推进环保的窘境吗？看到的不正是环保人员面对各种复杂利益纠葛时的辛酸吗？ 而且这并非孤例。很多地方局长要通报当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给总局写匿名信。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来自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的说法，他还说有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指潘岳)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 在GDP的指引下，在狭窄政绩观的导向下，在公众还无法参与到环保监督过程中时，侯宜中的遭遇或是可以想象的事实。据报道，“十五”时期，全国各省市GDP指标全都超额完成，惟独能耗指标和环保主要指标没有完成，全部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并且在当下，由地方政府与某些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环保的陷阱。

“经济发展要上，环保要适当让一让”，这种政绩的短期目标实现是以成本的外部化，比如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其结果是资源的低效配置和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基础受到损害。而环保总局对全国11个省区126个工业园的调查结果——— “近九成存在环境违法问题”也是佐证。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把我们每年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评估为GDP的5%至7%，现在，已经到了10%，这是一个让人害怕的速度。据环境问题专家估算，如果把环境的恶化考虑在内，中国的GDP的实际增长要减少2-3个百分点。这是一种可怕的零和博弈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