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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是组织内部的集体学习能力，尤其是如何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并把多种技术整合在一起的能力。

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不仅在制造业表现明显，在服务业也是如此

核心竞争力是沟通，是参与，是对跨越组织界限协同工作的深度承诺

埃伯莱因女士说：“正义属于儒家传统美德之一。现在有了互联网的便利，在法律不反应的情况下，正义的人们开始接手整个事情。”

　中共党报严厉批评“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指这个概念的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这篇先在11月15日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的文章题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人民日报》在十天后转载了这篇“吉方平”发表的文章。 　　“吉方平”应是取“解放日报评论”的谐音，其实是代表官方宣传部门的立场。 　　广东的《南方人物周刊》在今年9月初以〈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为专题，介绍了50个人物，其中包括最近被封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茅于轼、曾经写信公开批评中共青年团领导的《中国青年报》新闻中心副主任卢跃刚、上海大学历史教授朱学勤等知名人士。 　　编者在前言中解释推出这个专题的原因时说：“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专题，意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呼吁：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 　　但“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遭到宣传部门的痛批。吉方平的文章指“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然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知识分子的‘意见’从来是由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被批判，有学者认为可能与社会上频频发生民众闹事的“群体事件”有关。当局担心“公共知识分子”将来可能参与那些自发的“群体事件”，因此需要制造舆论，强调知识分子只能是属于“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 　　官方最近在处理闹事群众的方法上已经有明显的改进，民政部门现在更多地采用疏导而不是镇压的方式来解决民众与官方的纠纷。 　　但要扼杀“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概念，则需要由宣传部门来操作。但宣传部门依然采用10年前、甚至20年前的陈旧说教来批判“公共知识分子”这类新潮的名词。 　　政治分析人士将这篇文章和最近一系列出现在党报党刊批判西方思想理论的文章联系在一起，指出最近中国国内正收紧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而据了解，宣传部门确实已经下达文件，发出有关信息。 　　上周，《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一篇题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的文章，阐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是“完成党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的根本需要”。 　　文章在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8月份纪念邓小平100岁诞辰时提到“坚决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的基础上指出：“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不会减弱，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侵蚀不会止息。历史经验证明，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 　　昨天，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何梓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文中也指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作为主导思想，只能是一元的，而不能是多元的。” 　　一名不愿署名的学者认为，最近这一系列的文章虽然“来头很猛，但到社会很可能会是‘软着陆’”，因为市场经济已经推行了20多年，社会已经进步，它所影响的可能就是思想界、理论界，社会其他部门不受影响。从空间上来说，这样的方式，效应会层层递减。从时间上来说，效应也会往后递减。 　　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上有没有倒退才更值得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