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一般每四年(参议员是六年)选举一次。选举可以说是维持“世袭”的最大考验。但是,按照日本传统的选举模式，大部分“太子党”都靠继承父亲或者爷爷的“地盘”、“招牌”、和“皮包”这三大选举神器，一直成功地得到议员宝座。

事实上，这封举报信并没有因为部分网站的删除而淹没，继续在网上传播，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呈报给了中央领导。后来有新闻报道，正是在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在“有博客刊登举报信反映8月1日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瞒报死亡人数”上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有关方面进行核查。

曾鈺成剛剛獲選為立法會主席，值得恭賀；但是他始終沒有圓滿回答梁國雄提出的那個問題﹕「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說﹕「民建聯成立以來，我多次被問這問題，我從來沒有回答。因為直至今日，香港人對所謂共產黨還帶有負面看法……」再也沒有比這番鬧劇般的談話更能說明共產黨在港處境的了。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還是世界第一大政黨。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為什麼搞到要在國土上藏頭露臉的地步呢？曾先生這番話幾近間接承認了他的黨員身分，但他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告訴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這裏不是「白區」，更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共產黨還一直處於地下黨的狀態呢？什麼叫做「所謂共產黨」？什麼叫做「負面看法」？難道黨員不應該努力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正名？為它洗刷大家的誤解嗎？

  他说："热，你们过不过中秋？"我回答说我们不过啊！他很尖锐的看着我，"你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说："你说什么人过中秋节？"我有点语塞，但是还是说："汉族。"我知道再新疆讨论这样的话题算是很敏感的了，尤其他们可以随便说维族怎么怎么，而我们在他们面前很难说汉族怎么怎么……因为这样似乎意味着我们是反他们的！！

今年诺奖中的经济学、物理学、医学、文学等奖项肯定继续与中国人无缘，但乘着化学奖花落谁家的迷底尚未揭开前，我向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的衮衮诸公大声呼吁：请你们抛弃对中国之成见，把化学奖之殊荣授于咱们中国人。 　　这不是向你们乞讨荣誉，而是咱们中国人在这些年里，尽管化学基础理论研究仍缺乏拿得出手的见树，但在普及化学知识，以及化工产品在食品生产和农产品种植、养殖领域的应用水平，都远远地走在了各国前面，引领着世界应用化学发展之时代潮流。 　　最该享有今年诺贝多尔化学奖殊荣的中国人首先是一批市场法人，其中首推三鹿、蒙牛、伊利、光明等若干中国奶业巨头。

可有意思的是，9月22日， 中新社发了一条十分简短的消息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二十二日上午应约同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双方就中美关系及美国经济金融形势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　几乎也就是在前后不久，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学也在国内三鹿风 暴席卷神州的时候， 坐着专机到了美国， 住在了New York。 名义上说是来参加那个 半死不活的什么联合国大会，要来发个言，但十几分钟的讲话结束后， 平时日理万机 的总理却没有马上回国， 而是在Wall Street 的老家　New York，　一波一波的摆明着 会见美国商业领袖和经济专家。 和他们交流着解决华尔街危机的奇方妙策和中国在这一 危机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这一呆， 也就是一个多星期。

众所周知，记者们的流动性非常强。《时代周刊》前驻中国记者黄永在西方媒体供职12 年， 深入接触了大量来自西方的媒体，对他们有长期观察。什么样的人会被派到中国来做记者？他说以美国为例，他们的驻外记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如果具备了一定的工作能力并希望到他国工作的都可以进行申请，这与媒体的指定没有关系。一个更有趣的现象是， 黄永所了解的大部分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年限一般不会超过5 年， 他说， 在中国工作5 年仅仅是对这个国家深入了解的开始， 就是这个深入会让记者们手下的新闻作品变得深刻和复杂起来， 这对万里之外的本土普通受众是个挑战，而对媒体本身来讲挑战更大， “读者会因为内容深奥而放弃阅读”。他们的工作方式对他们的中国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克服这种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西方记者在中国工作超过5 年， 有的甚至长达10 年。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交方式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本刊所采访的大部分记者都非常熟悉中国文化， 了解中国的历史，有的还在中国接受了大学教育，还娶了中国太太。可以说他们是外国驻华媒体中的主流， 他们的观念、人脉、工作方法常常会影响新来者的判断。

就眼下的情形而论，奶农们在学习非常艰辛的一课。我希望奶农们能够“记打”，从此不再乱摸“插座”；也希望政府能够有作为，让那些已经摸了“插座”的人被好好地电一下。更推广一点，希望其它行业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也能怵然自惕。如果整个奶制品行业遭受的重创能够起到警示全社会的作用，那我们一段时间里不喝牛奶也就值了。

董说村民是熟人社会，律师是生人社会， 北京有1.6万名律师，直选成本很高。我们说，国内选人大代表谁认识谁，几万人几十万人选几个代表都行，1.6万名律师就不能直选律协会长，理论和实践上都讲不通。我们的直选主张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想享受和村民一样的选举权利。

尽管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出现经济衰退或多或少是在所难免的，但中国、印度和一些产油国仍在强劲增长。因此，当前的金融危机不太可能导致一场全球性的衰退，而是一次对全球经济的根本性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美国将相对衰落，而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将崛起。 但危险在于由此产生的政治紧张局势，其中包括美国实施保护主义，可能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并将这个世界拖入衰退乃至更糟糕的境地。

现在，一个集体犯罪的行业，必须应该有领袖者出来承担职业和道德上的责任。这是奶制品领域的企业家首先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特别是那些头上带着光环的神话企业家。 我知道他们现在心存着一个必然的侥幸：因为是全行业犯罪，所以，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根本找不到可以替代的奶粉，价高量小的跨国奶粉公司在近10年内完全没有能力覆盖中国的二、三级市场。只要躲过这场风暴－－而且这又是一个以遗忘为特征的“快年代”－－他们仍然可以收复所有的市场和尊严。 消费者的拒绝购买是愤怒的宣泄，股价的疯狂下跌是资本的惩罚，李长江和石家庄市委书记的下台是政府的姿态，各国对中国奶粉的下架是全世界对中国制造的一次羞辱。

包括毒奶粉在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其他社会公共安全 问题和公共利益危机，其主要的祸患就在于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自身无须受检验的一个王牌“免检产品”。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任何人生活在人类之中，就像任何动物生活在大自然中一样，没有免受约束的权力。如果出现有某人是免检产品，那么他就会为所欲为。

那个谣言来自中国大陆，而那个谣言中牵扯到中国大陆最有能力追查真相的国家安全机关，可是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任何动静！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美国或者澳洲，谣言不但牵扯到个人，而且牵扯到国家的反间谍机构，那么相关部门（那个反间谍机构或者上面的主管）不但会马上出来澄清，而且还会立即着手调查，不但还那个公民一个清白，更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虽然我看到一些机构和一两个不知道产自哪里的小报出来澄清吴敬琏老师涉入的间谍门事件，但大家是不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情况：这起间谍门政治谣言不但牵涉到一个普通的公民，而且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机关，也直接涉及到国家的最高政权，请问，什么样的机构和什么级别的机构应该出来澄清和说明？目前那些出面澄清的人和机构有这个分量吗？谁授权他们的？间谍案涉及到国家最高绝密，目前一些出面澄清的单位甚至都没有权力接触这样的绝密，他们出面澄清又能说明什么？难怪要引起海外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猜测和推测。

查建国、高耀杰、郭飞雄、陈光诚……省略号里可能有许多名字我也不熟悉，他们可能都有资格获得提名并得奖，他们证明了：中国人里，有为保持人性光芒而受难的一群人。 但是有必要先打一针胡佳牌预防针。 胡佳如果真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最恶毒的攻击可能不是出自官方，而是他原来的朋友和周边的看客。 永远不要低估人的妒嫉心。所以胡佳们只能受难，不能得到荣耀。

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哪个地方政府希望企业、尤其能为其带来GDP和税收的“没良心”企业死掉。有些官员本来就是知情者，甚至不排除有极少数的怂恿者。从这个角度上看，“坚决整顿、处理，一个也不放过”，就必须破除“地方保护”的阻碍。

根本上讲，判定对美政策，主要困难不是功能性的、操作部门的或谈判层面的，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国内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优劣长短，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新自由主义制度霸权（经常被经济学家说成是“华盛顿共识”的东西，其实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影响大小，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元和美国经济的盛衰周期，难就难在如何确定美国行政当局、国会等看上去最关键的决策机构与美国矛盾而多元的社会政治体系之间的复杂联系等等更深层次、更不好定义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难题，表面上看是对超级大国美国的不同侧面的分析研究，实质上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综合探索，是对当今世界所处时代之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另类表述或概括。这中间，尽管有强烈的国家利益特别是经贸和安全利益的要求，我们的研究者可能包含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但研究工作本身容不得感情用事、偏离理性和客观事实。

百度否认了。其他网站没有发表声明。不过网友们却在不断用各种方式探求真相，不断提出质疑。 　　为什么三聚氰胺事件里百度搜索结果比谷歌少？为什么新浪新闻标题的源代码里里“伊利”成了“伊<！>利”……

我们能改良体制，我们能选择体制，我们就是体制。到了我们多过他们的那一天，体制就变了。“这都是体制的问题”，不要用这么重的虚拟铁锤砸掉你的自信，砸掉他人的信心。你说“算了，没用的”，就等于投了你憎恨的体制一票。

中国，从上到下在捉迷藏，不宣布自己的目标，成了一个战略方向上不确定的国家，既得利益者在得过且过，根本不能从道德上感召人民前进。普通大众则昏昏噩噩，一心想着赚钱，赚钱已经超过生活的需要，而是冀希望以金钱来对冲将对未来的恐惧，我们整个社会没有安全感，没有心灵的归宿，官员贪了千万亿万仍不松手，小民为了丁点利益不惜坑人害人，知识分子已经主动放弃批评和指引社会前进的天然责任，投靠权力或者金钱，生怕自己不能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把金钱看成最后的寄托和自我的最终安全的时候，我们对往牛奶里加化肥，做假药，对一切匪夷所思的获利手段都能从根本上予以理解。

With that in mind, what Taihu’s Algae was to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5.12 earthquake was to philanthropy, this latest scandal will be the next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civil society.

Chinese parents hold little else more important than their child’s health, and as we saw in Sichuan after the loss of thousands of school children, parents are not afraid to be vocal and active.  Where this will be an opportunity to take civil societ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the next level is that the public at large (children or not) will relate to those who have been aff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