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8.1出版了《民国著名大学校长》一书，介绍了十三位民国著名大学校长。其中有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先生、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先生、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先生、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同名）等。

校长应该对古今中外名人名著广泛涉猎，熟悉教育理论，了解中外教育历史，专业知识扎实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多点书卷气、知识分子的傲骨和刚直不阿、处世公正的凛然正气。 　　真正的好校长，他们的言传身教能够引领教师和学生的发展，甚至可以影响到家长。他们应该具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气魄，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情操；他们应该是一所学校的灵魂，也是全体教师信任、爱戴、同甘共苦的“首席教师”，是广大师生乃至整个社会的楷模。 但愿我们的名校长们身上能少一点功利、浮躁、自傲、浅薄的异味，你的名片上写的应该是：教育者、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社会的良心。

有一年，弗吉尼亚大学的西南联大史专家易社强(John Israel)教授来访。做完讲座，为了体验学生生活，跟我们班一同下乡。躺在铺上聊天时，易先生说，你们现在蛮像联大呀！他看得很准。那师生戮力同心、艰苦奋斗、勇于抗争、不畏险阻的精神，继承的正是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最优秀的传统。而在外语系，这自由的空气和宽容的氛围，是跟刘先生的领导与关爱分不开的。

我在威尔身上看到了理想的大学。那里，学生可以自由发展个性与才智，而不必套进同样的模子，试图长成或装扮同样的身材，千人一面，一个脑袋。

大学的理想，或推进学术探求真知、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便是寄寓于如此美丽的一个个故事而传承的。缺了这些故事，钱再多，也堆不出哪怕是稍微像样的大学。相反，大学一旦被金钱腐蚀、为权势支配，就成了发财商人和大员秘书的停车场。

最近港大面试，在国内媒体引起轰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例，说明香港和内地高等教育的天壤之别。这里有两个看点：第一，面试主要不是一对一，而是六人一组进行小组讨论；第二，所讨论的问题，从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如何治理，到油价上涨等等，涉及的是社会普遍面临的挑战，而不是书本上讲的“知识”。

港大的考官强调：面试的问题没有必要正确答案，就看你在讨论时怎么表现了。这和满堂灌的听话式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讨论班中，抢话题、不给别人留出表现机会的人，以后到了社会能成功吗？港大考官强调团队精神，道理也在这里。

１。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是我党领导下的射会主义国家公立大学，哈佛大学是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私立大学。两种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地位必然高于哈佛大学，这是历史的进步，是谁也无法抹杀的。

孩子失踪24小时才可以立案，我却认为是我们的法律提供了人贩子做案的时间。提醒人贩子必须在24小时转移我们的孩子。

我们来到了鸟巢的东大门，找了个人多的地方，依次排队站开，展示我们的寻子海报。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遭遇，也提醒更多的人注意自己身边的孩子，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人贩子有作案的机会。很多的人对我们投来了同情的目光，由于太阳很大，还有好心的人给我们买来了矿泉水。有些家长的情绪很不稳定，大家都拿着自己孩子的寻子海报哭诉着向行人介绍孩子是怎么被偷，被抢的。有一个很有正义的大学生看到了我们的遭遇，非常的同情，也对拐卖儿童的现象非常的愤怒。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宣传活动。后来来了一家美国的记者要采访我们。我们拒绝了，因为中国的事情还是要我们的中国政府解决的。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弄到国际上去。于是我们收起了寻子海报。准备去找我们中国的权威媒体。中央电视台，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们寻找孩子就有希望了。

在央室的门口。有一个很小的窗口，上面写着一个小小的几个字。“焦点访谈 今日说法 群众接待处”大概是下午4点半种，我们来反映情况，但是窗门紧闭，门口出来了一个武警，问我们是做什么的，可能看到我们40人，他也很紧张，我们和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讲述了我们都是全国各地丢失孩子的家长。他说要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央视大楼里出来了一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领导。我详细的给他讲述了我们寻子的事情。他说他也做不了主，这个事情有点大，需要国家广电批准才可以做的，这个节目要是做会影响国家现在“和谐社会”的口号，我听明白了意思，就是婉言谢绝了我们的请求。

如今的大学办得越来越像企业，这个“企业”呈现的却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状态——它似乎并不关心“产品”的销路。这边厢，大学生就业难；那边厢，撒开膀子招生创收。毕业生能不能找到工作，似乎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与学校无关。这时，它倒像个企业了——以收钱为第一。只是这样的“企业”过于初级，还很难说能否持续。   笔者希望以上这些说辞，是对当今大学的误判。可是，总是有些大学以实际行动为这样的“误判”提供“口实”。

王千源在接受杜克大学校报《Chronicle》采访时曾表示，自己会接到各式各样的怪异电子邮件及电话，都要“感谢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是他们公布了所有的资讯。”(chinesenewsnet.com) 然而，目前是三年级研究生的杜克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李治中，则否认联谊会涉及公布学生资料，但他承认含有个人资料的讯息，是透过联谊会的自动化公开电子邮件分散系统被传送出去，但这份讯息已被删除。(chinesenewsnet.com) 王千源认为，联谊会方面一直在逃避责任。“学生会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有所有的证据证明这个组织与这个事件密切相关。”(chinesenewsnet.com)

事件发生后，包括杜克保守联盟、学术自由学生、杜克人权联盟、杜克学生伦理与杜克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几个杜克大学学生社团，均要求调查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并废除此学生团体。(chinesenewsnet.com) 但王千源认为解散联谊会不合适。“这团体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只是在有些处事上做得不合适，一定要道歉是肯定的，但其他都依法律程序，我不想做过，也不想受太多冤枉。”

想必这些细节你们都知道了。学校草坪临时栽的，马路临时铺的，食堂临时装修的，这些倒还无所谓。关键在于，总理来了，同学们拿着学生证都不能进校门；在学校的被封闭在宿舍，不能上自习，不能去食堂吃饭；而那些教室里的、食堂里的一律是学生中的特权人士，是学生“干部”或党员，是有关领导特意安排的。据说这些“干部演员”之前就说什么话已经接受了不少于三个小时的专门培训。但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成了政法大学学生说的话，他们的形象就成了政法大学学子的形象，你们知道这些“代表”是怎么产生的吗？你们在意吗？你们不仅被“代表”了，而且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了，这和温总理视察农村时见到的“农民”都是干部“扮演”的有什么区别？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简直不敢想象温总理的政法大学之行会如此荒诞。还有一些细节，比如，温总理视察学生宿舍2号楼的时候，在一个楼道口原定计划是向左转，但右边楼道里原本被封闭在宿舍里的同学冲出来大声喊总理过来，温总理于是走过去，但等他到宿舍里，该宿舍的学生已经被挤出去了，围在温总理周围的仍然是学校安排好的人。再比如，原计划总理12点就吃完饭，可是围坐在总理身边的学生“代表”光顾的听总理讲话吃的太慢了，总理于是说等他们吃完再走，这样就比原计划延长了近半小时，于是法大研究生院的同学们等到快一点钟了才能去食堂吃饭！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这里是北京理工大学，就在昨天，中国传媒大学一对情侣也这样坠下了。而今天的北京理工，也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报纸没有说，新闻也不怎么报道，北京理工大学好像很擅长封杀这些消息。或者有人跳楼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离我这么近，第一次感到死亡很靠近，很靠近。

他的离开，给他的校内带来巨大访问量，一个原因就是，那里有他的遗书。可惜校内网很快就把他的遗书删除了，我不明白，校内网有什么权利这么做。

我以前曾经思考过自杀的问题，结论就是我们不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有人说，连死的勇气都有了，为什么没有勇气活下来。或者吧，而我觉得，活一下需要一辈子的勇气，而自杀，只需要一瞬间的勇气。

《条例》出台前，也曾有法官问周汉华，能不能将“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错开时间搞，“实际上他们也是想先搞‘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往后拖拖，这样可以多一些准备时间。”周汉华说。

许志永认为，一种理解方式是：“政府不公开信息，或者你去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不搭理你，你可以投诉，不能起诉；不过，一旦政府选择信息公开，而这些公开的信息又侵犯到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才可起诉。” “按照这种理解，最匪夷所思的地方还在于，在政府决定信息公开的情况下，申请者不能去起诉，只有相对方，那个觉得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信息公开’遭受到侵犯的人，才可以去起诉。”许志永说。 “这种理解，包括现实生活中按照这种理解的实践，将绝大部分‘信息公开’案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记者。 “这样下去，几乎所有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都不可诉。”许志永告诉记者，之前的大部分法院，对于“信息公开”案不予以立案，几乎都是援引该款，并且以上述理解为由，告知申请人，“只能投诉，不能起诉”。

早在2007年5月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培训会上，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杨学山就有提及：“ 在信息公开的救济上，通常是先行政救济……并力求把冲突和矛盾化解在行政系统内部，尽量避免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簿公堂，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有利于维护政府的形象。”

如果我不用走出寝室就能打到热水，我会去买“违禁电器”？ 听说他们系主任下跪道歉了，妈的，你一个系主任不好好教学，道个毛歉啊，真正该负责的校长人呢？学校的硬件设施管理有问题关系主任鸟事啊？ 上海一年下来火灾死四个学生，我想问一下，上海大学生一年堕胎堕了几个？不也是一样死人么？市教委怎么这个不管？你组织不了别人性交，你至少给学生便宜点的避孕套吧，难道教委的人都是天天买杜蕾斯么？ 没收“违禁电器”只不过是一件治标不治本的事情，这点我觉得我在松江大学城一期宿舍很幸福，因为我们有三室一厅一卫的“豪华”宿舍了，可是为什么别的学校就不能有这些设备呢？我们交的学费都是一样的啊！旧校舍，没办法，我去你妈的，房子老了，你不方便翻新，你他妈的老话的电路怎么不能翻新么？ 市教委，请问你们的本职工作完成好了么？安全教育你们做好了么？如果做好了，还会有人用“违禁电器”？难道是你们教育好了？她们没学好？我怎么没听说她们要重修“安全教育课”？

瑞士一个主管生物科技的委员会,因为认定植物也有尊严,不应该随意践踏,而获得搞笑诺贝尔和平奖; 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团队,证明穿山甲会跑到考古坑洞里面捣乱,他们拿到搞笑诺贝尔的考古学奖; 今年搞笑诺贝尔的生物学奖得主是法国研究人员,他们发现狗身上的跳蚤,比猫蚤跳得更高; 杜克大学的团队证明昂贵的假药,比廉价的假药有效,得到搞笑诺贝尔医学奖; 新墨西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脱衣舞娘在排卵期的那几天,小费收入也特别丰硕,获颁搞笑诺贝尔经济学奖; 搞笑诺贝尔化学奖让证明可口可乐可以杀死精子以及提出反证的两组研究人员共享.

我一直开玩笑说，按照中国的标准，哈佛大学，至少哈佛的经济系大概是最“学术腐败”的地方。 哈佛大学是个民办高校，并且没有得到教育部认证，发的学历更没有教育部的认可，也就是自己刻了一个章往学历上盖，和一个卖文凭的几乎没有区别。 博士，是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能够获得的最高学历，那就看看哈佛经济系是怎么发博士学位吧。

当然，经济系绝对不是特例。还有比经济系更猛的，比如说数学系，连答辩的形式都免了，导师直接签字走人。想想哈佛如此“学术腐败”，想想最近爆出的国内几所大学众星捧月般的迎接教育部评估组的一个秘书，你就知道什么叫有形式没内容，什么叫有内容没形式了。

沙特阿拉伯投资一百亿美元修建的阿布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将于2009年建成招生。大学位于沙持的西海岸，靠近吉达，距麦加不远。第一学年计划招收250到350名学生。

之所以规定任何人在一个雇用单位工作10年以上即为终身职员，是怕35岁或更年长的人如果被解雇就会再找不到工作，在没有社会保障和失业保障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太多的人到中年后没工作，从而变成社会负担。

虽然立法的愿望是好的，但实际效果会适得其反。第一，受害最大的是有技能的工人、中产阶层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农民工流动性很大，10年对他们太久，两次签约可能已经正好，而那些真正水平高、技能特殊的人才又不会在乎有没有铁饭碗，他们到哪里都有人要。对于那些有大学教育但没有什么特殊技能的人，可能在岗位工作时间快到10年前被解雇。第二，过去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增长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巨大的便宜劳动力供给，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也因为劳动力市场通过改革变得越来越自由。而新的《劳动合同法》使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大大增加，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劳动合同法》加快了全球制造业向其它国家转移。第三，很多用人单位在雇人方面会变得非常谨慎，能少雇人就少雇。所以，今后的整体就业水平会更难上升，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的影响会很大。

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则要么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

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

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软肋。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从来就没有被当作重心；相反地，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学校还是家长，都致力于把学生看作需要“修理”的对象，最好把他们一个个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也是不负责任的。倘若真把学生的成长视为己任，给大学生免费发放避孕套，都比这种“性恐吓”要来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