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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前世班禅喇嘛与1989年1月份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在西藏虽然有许多建设和发展，但同时也遭受巨大的破坏和镇压”从根本而言，西藏人民处于惟恐不安之中，中国政府对藏人处在疑惧与提防的状态中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双重思想是由乔治·欧威尔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四》提出的概念，它是指同时保有两种互相矛盾的信念。比如说谎并且真的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当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记起自己是在撒谎，却完全不顾其中的矛盾。 举例来说，人们必须忘记64那天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又必须记得，那天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否则就会发生这样的错误。 双重思想对于统治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它可以让你自我审查之后再忘了有过审查，让你今天支持东风明天支持西风。在《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利用这个思想不断的改变敌人和盟友的关系，丝毫没有引起人们的警觉。 有很多中国人已经接受了双重思想，从这里的留言就可以看出来。这位说国外也有弊端，美国也有弊端。于是他刻意的忘记了，在美国，胡佳不会因为那几篇文章坐牢，我也不会因为那篇文章而被定性为汉奸走狗。他还说因为辩证法，有反对就有支持。他支持奥运会，所以到我这里骂我不该反对。于是他又刻意忘了，有支持所以有反对，为什么我不该反对呢？又有一位直接要求我不要怪他不文明，粗口骂人。于是又马上刻意忘记了自己刚刚骂过人，说以一个文明的姿态去接待所有外国客人。或者是我理解有偏差，文明只是对外国客人的吗？ 这些是个人的双重思想，国家也有双重思想。而且，国家在很多时候甚至打着辩证法的幌子双重思想。共产党曾说社会主义有着更高的民主自由，又说没有自由是不受限制的。于是可以打着自由的幌子反自由。外交部说：“你自己不参加奥运会，还要借什么政治理由，你自己离开奥林匹克大家庭，损害的是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于是忘记了自己因为政治原因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外交部又说：“《泰晤士报》把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侮辱。”暂且不谈中国外交部如何代表世界各国人民受辱，奥运火炬传递是由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始的，目的是宣扬自己的繁荣昌盛。那一年奥运会好大喜功，声称要办成一届最好的奥运会，历史上耗资最高的奥运会为莫斯科运动会，90亿美元。而北京奥运会仅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就可能达到900亿人民币。德国当时反对体育与政治挂钩，反对各国抵制。[来源]人民日报说反对西藏独立，却刻意忘记了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将蒙古替换为西藏，就会发现有多么讽刺。

一个月来的西藏问题证实了Michel de Certeau的那句名言：“被压抑的过去终将会作祟于现在。”作为后现代政治的一个典型场景，双方的冲突集中围绕着一系列象征和符号（旗帜、火炬、口号等），他们所争夺的其实是对历史的阐释权。为事件下定义已成为最重要的政治权力。

在藏人的词典中，他们与所有统治者的关系一直有一个令人诟病的修辞手法，那就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统治者如同施主，当他们为当政的教派施舍政治上的保护之时，同时也得到了如福田妙果般的精神上的抚慰。这种思想，甚至在藏地引发了一种攀比，任何想要确立自身地位的教派，一旦与施主建立起稳固良好的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合法的存在理由。经由萨迦派开创的这种施主福田的关系，也成了日后西藏人再也无法廛定的疆域观，成了如驼鸟把头埋进沙土，却任由后人踢它屁股的缘由。

美抗议者：“自由西藏！”　　中国学生：“这不干你的事。”　　美抗议者：“这当然是我的事，人权是每一个人的事。”　　中国学生：“你的祖先来美国后杀了那么多印第安人，你为什么不批评他们？”　　美抗议者：“他们错了，但我现在无法对他们做什么。但这并不能给予中国政府在西藏同样行事的权利。”　　中国学生：“美国政府正在伊拉克杀人。你为什么不去阻止他们？”　　美抗议者：“我一直在运用一切机会去抗议我的政府。”　　中国学生用的完全是国内的宣传语言；但美国抗议者并不是要杀印第安人的殖民者，也不是要打伊拉克的帝国主义者，他根本不为美国辩护。两人鸡同鸭讲。

就在这次讲演前不久，哈佛学生静坐，要求把校服制作移出某国“血汗工厂”。你说中国工人只拿两美元，学生们更觉得你们那里都是“血汗工厂”了。左派学生才不管美国赚多少钱呢，哈佛学生就不在乎买校服多出钱。

「這反映的是中國政府對於言論的嚴格控制，」她說。「他們不希望我留下這類的紀錄，不希望我以真實的方式談論西藏所發生的事。這種聲音就是政府不想聽的聲音。」

她四歲的時候，她家庭搬到四川省的藏族區。在文化大革命最糟糕的破壞過後，學校重新開學，唯色與她的朋友們都接受漢文的教育。沒有一堂課用藏語。雖然她可以說藏語，唯色，就好像她那一代的許多人，從來未曾學習如何閱讀與寫作她的母語。

　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反思一下这次的事件前后，就会发现，我们听到那么多政府的声音、网民的声音、海外媒体的声音、流亡藏人的声音，惟独不能听到生活于那片土地的那些普通藏人的真实的声音。我相信，他们的感受一定比我们复杂得多，痛苦得多，他们关于自己，一定有许多话要述说。然而，我们大家几无例外，对这种声音的缺席丝毫不以为意。这正常吗？ 　　　　　　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应该创造机会让他们表达他们真实的声音，学会倾听他们，——即使它初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因为他们是和我们一样平等的公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民族界限。而惟有把西藏问题首先看作内部治理问题，我们才会对此予以足够重视。 　　　　　

西藏首府拉萨的目击者和居民说，星期五发生抗议示威之后，中国当局实施宵禁，并且正在争取扑灭映红了夜空的熊熊大火。 尚未经过证实的报道说，警察和西藏示威者星期五发生的冲突造成几人死亡。示威游行以和平的方式开始，却以暴力冲突结束。 目击者说，他们听到拉萨街头传来的枪声。骚乱的示威者朝警察扔石块，并且焚烧了商店、汽车和中国国旗。一些报道说，他们袭击的目标是汉族人和中国穆斯林的商店。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央政府提供了那么多好处，又发展了西藏的经济，送藏人进大学，但一样不领情呢？为何连民族学院的大学生也抗议呢？

中國人對族群政治的看法，只是想著經濟強大，有了「軟實力」，別人便會服，這思想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根本是同一路。不同宗教價值下，人追求目標是不同。華人追求現世的財富，但藏人顯然志不在此，你一味給他們經濟上的好處，但實際是不然的，那用藥不對症，就唔膠到無朋友都幾難。

中国政府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事件。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政府出示证据。 他们认为政府别再用"文革时期的语言"指责达赖，因为这样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

信中说：'1980年代的西藏动荡局限于拉萨，这次却扩大到藏区各地，这种情况的恶化反应出对藏工作存在严重失误，有关部门必须痛加反省，从根本上改变失败的民族政策。'

一个叫做“2008”的黑暗幽灵，从今年春节大雪中升现，向中国人奉献了五种史无前例的“大礼”：1、天灾（南方雪灾、汶川大地震、南方洪水）；2、人祸（胶济铁路火车相撞、襄汾溃坝、龙岗火灾）；3、骚乱（瓮安民变、西藏和新疆骚乱、杨佳杀警、陇南民变、重庆的士司机罢工）；4、健康危机（手足口病疫情、三鹿毒奶事件、广元橘灾）；5、经济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股市狂泻、房地产危机、出口企业倒闭危机）。此前所长期积蓄的负面能量，在360多天里急剧释放出来，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灾难群”。这是年魔的慷慨馈赠，在一个被浓缩的时空里，中国人陷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黑色幽默，而它的严重程度，超过了被认为是史上第一的“一九七六”。

雷默说，他的文章一出台，就有一个美国学者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像一个“毛主义者”。这个“毛主义者”提出的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发誓要高举毛泽东旗帜的胡锦涛当局来说，相当对胃口。因此雷默的“北京共识”刚一问世，就获得了官方学者的喝彩。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认为，“北京共识”有朝一日将会取得主导地位，取代“华盛顿共识”，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致命缺陷已经预示著它未来的命运。明年是“六四”二十周年，西藏解放五十周年，这些敏感的政治纪念日是否会对中共统治造成冲击，现在尚难以预料。但可以料到的是，伴随著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中国模式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检验。如果中共当局在进一步收紧政治缰绳的同时，不能有效地保持它许诺的高经济增长，又一意孤行地拒绝政治改革，那么中国模式就会面临崩溃的可能。

这篇演讲终于让我对于没有去广州参加网志年会后悔了。 我在西藏的时候，zola曾经打电话来问候，并问我是否去广州参加网站年会，我说应该不会去了。我出门太久了，要回公司干活了。这当然是正当理由。其实潜台词是，不管是博客还是网志，如果又变的被和XX，王XX什么的变成了主流，那和CCAV，人民X报还有个什么鸟区别。如果去中心化去出来了新的中心，而且这个中心如果成天就写点能逗人乐乐的尖酸文章，没点实际作用，如果大部分人们都放弃思考的权利，变成某些无聊人的粉丝，那么就让网志也和CCAV一起见鬼去好了。

其实说起来杨佳，我对他最佩服的地方就是凡事要一个说法。对他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就这么交换了几条贱命。这些为体质庸庸碌碌到死的家伙的命哪比的上凡事要一个说法的杨佳生命宝贵？老有人在这件事上说，难道被他杀的那些人生命就不宝贵嘛？要我说，当然不宝贵，一群行尸走肉，怎么比的上一个说真话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