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p items tagged

我因此感到害怕，我害怕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的政权会被我这类写写BLOG的普通老百姓颠覆掉；我怕我的文章比本拉凳的人肉炸弹还厉害，我怕我因为拥有了这种超能力后被无数国内外有钱人骚扰我平静的生活，我害怕本拉凳会聘请我去美国完成颠覆美国的大业；我害怕全国各地的蚂蚁养殖户、拆迁维权户、土地维权户、艾滋病受害者蜂涌到我居住的小镇来求我帮忙，我怕他们会利用我或指使我去颠覆掉国家政权，我害怕担上如此重大的责任，我深知独裁者或做英雄会导致自己没有时间睡懒觉--众所周知，我最讨厌没有觉睡的日子了，我一想到没有觉睡我就害怕。

出来混，是要还的，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在奥运年如NHK所说的"汇成激流而至"。如果能开放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清除基层矛盾的工作就到这些小工作就由这些当地小报和小民间组织身上了，中央政府的责任就没这么大了。如果基层的民主不能保障，矛盾不能解决，人们就上访到北京，压力也不可能解决，责任就全压到中央政府和社会体制上了，这体制，我也认为要改。

另外一个狂笑道：你真逗，随州的经验？不说还罢，一说让我笑掉大牙，不但老百姓感受不到，就是体制内的，你去找一个问问，谁不会告诉你这是开国际玩笑的？我们的宣传部门实在是太牛太强大了，使用已经无数次使用过的语言包装了一下，推上了电视，结果就成了典型，可惜我们这些生活在随州的人也自己长了耳朵和眼睛，你以为我们看不到，听不见？

现在你一定可以勾画出我第一次走进随州火车站男厕所时看到的景象了吧？不错，我被眼前一排鲜活的阳具惊呆了，鲜活的阳具还有正在工作的屁股……我当时的感觉是自己进入了一个鲜活阳具展览厅，又好像检阅部队一样，在检阅一排正对着我的阳具，以及位置比我高，正在工作的屁股……

我们无法接受这一判决，因为胡佳发表的这些和平言论，内容都没有涉及国家政权层面，处以三年零六个月徒刑是不合适的。 ”

“很失望，本来应该没罪的，现在弄了三年半还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就觉得太委屈了。实际胡佳做的都是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事后法官让家属留下，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你让老百姓说话天塌不下来，不给人民言论自由，说什么就给扣帽子，我说胡佳就是做了政治祭坛上的羔羊，社会前进的牺牲品。

“很多行人看到这么多人就问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在审判谁？访民就告诉他们法院在判一个帮助政府、为中国好的人。宣判结果令大家都很失望，心情很沉重，中国政府又犯了一个错误。　”

我们随时不忘提醒日本人为当年的侵略罪行悔过认罪，却不敢真诚面对自己犯下的过错。

无论口号多么“爱国”，让人民受罪，或是让一部分人去斗另一部分人，这“爱国”都是假的！

文革对中国文化的破坏，至今没有修复。文革给中国人遗传下来的，是面对批评，动不动便火冒三丈，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帽子的恶习，延续至今。

当时申办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淇在向国际奥委会作陈述报告时这样说，”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有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也能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權事业的发展。” 　　当时我们提出申办奥运的口号是：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具体内容包括，制定严格的生态环境标准和系统的保障制度；大规模多方位地推进环境治理、城乡绿化美化和环保产业发展；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信任与友谊；突出”以人为本”. 在政府工作中，坚持开放、公正、高效、廉洁，增强务实精神，”把举办奥运会与扩大开放结合起来。向全国和全世界敞开胸怀，全方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然而，7年过去了，我们当时信誓旦旦承诺的所有一切都兑现了吗？我们绿色奥运了吗？更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正在蔓延，以致某些地区的饮用水质量都成了问题。北京的沙尘暴依旧肆虐；我们科技奥运了吗？我们不仅没有显著的进步，相反科技界的腐败造假已经严重到让国际科技界吃惊的地步，现在地球人都知道了中國的科技人员用打磨的芯片冒充自己设计的芯片，中國科技界的颜面丢尽！而这种严重造假的行为并未得到公正的处罚，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陕西造假高手周老虎至今没有得到权力部门的澄清，相反，着力于打假的民间力量却屡受权力部门的打压；更为严重的是我们人文奥运了吗？这第三条承诺，不仅没有兑现，而且还在倒退，我们的某些权力部门不仅没有以人为本，而且还在肆意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官商勾结下的山西黑砖窑，黑煤窑令多少被蒙骗拐卖青少年以及他们的父母深陷无底黑暗的深渊。多少”城管”人员还在继续为非作歹侵害百姓。互联网控制有增无减，我跟学术界朋友正常的学术交流都受到了干扰和控制，要想在互联网上查阅一些学术资料都常常无法正常实现。现在连百姓自己安装的卫星节目接收装置都要强行拆除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文奥运精神吗？

是一个基层兽医，对于这次猪价上涨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这次猪价暴涨的根源并不主要是原料上涨和猪蓝耳病引起

敬爱的温总理：你知道吗？我听说全国公务员一年吃喝就要花掉三千亿人民币，（都是互相招待拉关系）公务用小汽车花掉三千亿（办个人事占一多半）出国考察（老百姓叫出国溜达 玩）花掉三千亿。这些钱能解决多少希望工程啊，能解决多少农民的实际问题啊。温总理你不能小看了这个问题呀，你应该很好抓一下，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能永远叫这些官员们腐 败下去了。

我家的孩子在北京读书,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在北京读书,中考可以在北京考,为什么高考不行!就因为我们户口不在北京!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各地的 教学是有差距的,高考的要求也不同.孩子如何适应!像我们家孩子这样的情况北京城还很多,教育部门应该要为我们想想!难道因为出生地不同就沦为二等公民!!!!!

不过房价终究是降了，应该说，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起了作用。但房价降得还是不够，仍然不在正常范围，仍然在绝大数人的消费能力之上，对于绝大多数月收入只有四位数的老百姓而言，房价在五位数高位的下降只是数字的变化，没有实际意义，这说明政府的调控措施仍然不够充分。

。由于我们的腐败分子本身就是领导，所以他们的自我考核和组织考核当然都是最高分；只有不是官的老百姓，才有可能被领导扣分；所以我们腐败分子在暴露前的考核，没有一次会是90分以下的；因为他（她）是领导，所以优秀当然是领导的呀；今天的铁道部，他们当然也应该是优秀；不优秀，这次两会就有可能被组织上洗牌；因而他们没有打100分，实际还是谦虚的。

虽然人民银行没有能力把利息定成无穷负，但在很大的范围内，人民银行是可以让利率大幅度偏离真实的市场决定的利率水平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和中国老百姓在20多年间存款都是负利率就是这种偏离的一种鲜明体现，这恐怕是一种当代的“剪刀差”。

城乡居民适用不同死亡赔偿金标准，这类“同命不同价”的问题，曾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也注意到了此类问题。2007年3月14日上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西团分组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后，肖扬院长直面媒体访问，他当即郑重其事地向全国老百姓表了态，说“最高人民法院对‘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已有了一个初步考虑，如果进展顺利，两会后将会出台相关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对错拘、错判的公民，实行全国统一的赔偿标准，没有城乡户籍之别，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人身侵权案件中的死亡赔偿金，也应当参照《赔偿法》规定，制定统一的标准。

一年前提出不要奥运要人权并且征集上万名农民签名维权的佳木斯工人杨春林案星期一宣判，佳木斯中级法院在下午三点开庭，杨春林的十几名家人到场旁听，他的外甥女儿当天下午对本台表示，判了五年。

法警用电棍击打杨春林多次，他们家人非常痛心。

他不愿意上诉，谁也不能勉强，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权利，但是，作为律师我们还是希望回访一下，跟他见一面，看看他有什么打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一只飞进玻璃瓶的蚊子，看得见光明，却找不到出路。

该名群众被误传为已被打死，群众纷纷自发赶到东山县政府要求讨个说法。据估计，3月1日晚仅有22万人口的东山县有上万人到县政府请愿。可惜的是没有政府官员出来安抚百姓。老百姓被激怒了，砸坏县政府的大门和窗户。

副县长到游行现场指着自己的衬衣说衬衣就是PX造的，根本无毒

大家对税收的印象主要是从个人所得税来的，有些收入低的人不交个人所得税，就以为自己没交税。其实在总税收中个人所得税只占7%，其余的93%也都是从老百姓那儿征来的。我国的政府很聪明，收了税还不让你知道。不像大部分别的国家，从百姓那儿收了多少税必须清清楚楚地告诉纳税人。我们从超市买东西，价格里面都包含着税，只不过收据上并不写出来。我们打电话，用电交电费，里面都有税，而且收据上都不写明白。于是大家以为政府多收了税，和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关心个税的起征点是1600元还是2000元，而把纳税的大头给忽略了。

最令人发指的是，不尊重学生，不尊重人，逐渐成为那所学校的优良传统。用表妹的话说，“学校根本没把我们当人看，我们就是为中考而生的机器而已”；学校的宗旨是生产出高分数的考试机器，这种局面多年来不仅毫无改进，更有愈演愈烈之势。表妹上初三，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二点后睡觉，每天起早贪黑，为总也考不完的试疲于奔命。表妹说，即使到了下课时间，也没有几个人敢走出教室，那么多老师都盯着呢，更不用说在教室外嬉戏了。

这种野蛮冷酷的教育和管理方式，与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奇迹”同出一辙。在低人权低福利的优势下，中国制造无往不胜，亿万普通老百姓的血泪与屈辱铸就出伟大的社会主义和谐盛世。我的母校也在低人权低人性的优势下，成功击败其它竞争对手，脱颖而出。这并非悲剧的全部，正如中国制造的“竞次”逻辑，地区之间、企业之间相互攀比谁更能容忍环境破坏、谁更能忽悠百姓、谁更能和谐民声，而这些学校相互间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变成谁更能使学生机器化，谁更会“福特化”管理，谁的生产流水线更高效。一句话，企业也好，学校也好，谁更能把人不当人，谁就牛逼。它们的核心能力在于，谁更具有非人化的能力。

猪曾经飞起来过，在2007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两年前的那次通货膨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猪肉疯了一样的涨。

半年前，我就曾经在一篇专栏中写道：当信心失去作用的时候，恐惧也可能成为生产力。现在它正在成为事实。

中国经济在2009年走出萧条的路径，基本上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第一，四万亿计划拯救“大兵央企”；第二，民营企业与农民承担萧条成本；第三，通过巨额放贷让猪“飞起来”；第四，靠“飞猪”把老百姓的钱从银行里吓出来，然后热热闹闹地赶进股市和楼市。于是，在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的前提下，中国经济竟可以靠泡沫“奇迹”般地率先复苏。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王清，男，1982年生人，现为南阳市一公司计算机技术人员，自2003年起，开始介入公益诉讼，常为某一件侵害公民权利之事，四处奔波。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而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评论者认为，“三公”消费公示，是成本最小的反腐措施之一。各政府部门对“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