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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言归正传，谈谈这本值得尊敬的书。西方学术界通常对中文学术著作不太关注，然而，这本书却不同。它的首次发行是今年5月，但在书上市前，出版的消息已在西方学者圈中传开了。实际上，我首先是从英文渠道得知此事。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迄今我至少看到三篇书评了，对它评价极高。

作者196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基础扎实。该书对资料的整理、对数据的比较，非常细致。在长达十几年的研究期间，作者在全国饥荒最严重的几个省，包括西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等地的省区收集了大量资料，并面对面地采访了100多名当事人。他收集的资料多达千万字，仅访谈当事人的记录就厚厚的十多本。因此，书中提供的那些细节，让你看起来非常累，每页上的数据都是大串大串的。

随着对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大大加强，国际游资2006年以来纷纷通过虚假贸易、投资及地下通道等各种方式大规模流入中国，追逐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游资的流入不但将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高至完全失去理性的高位，同时也带动农产品等商品价格不断飞升，还导致流动性泛滥成灾。

不过，鉴于中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仍在不断升值，在升值预期的巨大诱惑之下，外资疯狂涌入势头难以减缓。因此，除非果断结束人民币升值的局面，否则官方即使加大紧缩措施的力度，结果可能也只能和之前一样是杯水车薪。

曾鈺成剛剛獲選為立法會主席，值得恭賀；但是他始終沒有圓滿回答梁國雄提出的那個問題﹕「你是不是共產黨員？」他只是說﹕「民建聯成立以來，我多次被問這問題，我從來沒有回答。因為直至今日，香港人對所謂共產黨還帶有負面看法……」再也沒有比這番鬧劇般的談話更能說明共產黨在港處境的了。中國共產黨不只是當今中國的執政黨，還是世界第一大政黨。堂堂正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為什麼搞到要在國土上藏頭露臉的地步呢？曾先生這番話幾近間接承認了他的黨員身分，但他為什麼不理直氣壯地告訴大家他的理念、他的信仰。這裏不是「白區」，更不再是英國殖民地，為什麼共產黨還一直處於地下黨的狀態呢？什麼叫做「所謂共產黨」？什麼叫做「負面看法」？難道黨員不應該努力為自己所屬的政黨正名？為它洗刷大家的誤解嗎？

　　美籍华人，著名摄影家。1951年生 于香港，长于福州，上世纪70年代赴美。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为 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高级顾问。因出色报道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新闻，1992年获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也是资深报人，在《大公报》供职。即使在60年代的香港，《大公报》也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因为那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

蒙牛执行董事兼首席财务官姚同山在香港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香港是国际接轨的地方，蒙牛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用大规模化牧场的原奶生产的，它出现问题可能性比内地几率要小很多。

点 燃本届奥运会火炬的李宁，并不是举办城市北京所在的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所代表地区的公民，而是另一个成员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所在地区的公 民。李宁如果像栾菊杰那样重披战袍，他只能代表香港队，而不是中国队。在过去的28届奥运会，有无这种情况出现，大家不妨提供反例。

印度昨日戒备森严，采取了大规模的安保措施，以确保奥运火炬安全通过新德里(New Delhi)。印度沿着缩短后的火炬传递路线，部署了逾1.5万名保安人员。火炬传递路线没有对公众开放。

尽管新德里火炬传递最终没有发生严重事件，但高度的安全措施突显出，对中国而言，奥运火炬接力成了一联串的公关灾难，并使许多人怀疑主要赞助商能从中获取多少益处。

可口可乐(Coca-Cola)印度高层管理人士为该公司赞助火炬接力进行辩护，并否认该公司后悔参与此项活动。本周三，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在集团年会上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甘阳：对我来说，20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就是如何理解西方和如何理解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100多年来，我们都是根据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来看中国，所以对中国的看法背后一定有你对西方的看法，对西方的看法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也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是这样一个西方，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西方是那样一个西方，你以为这就是西方，然后用来衡量中国，老是在检讨中国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足，西方比任何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识形态要复杂得多。                   比如我一再问的问题，你如何理解美国近三四十年的中心线索——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如果不了解这个线索你根本不可能了解美国政治。小布什上台以后，我们说，哦美国是保守派执政。到底什么意思？这和它三四十年来的政治变化有极大关系。哪些问题上有大的争论？实际上我们仍然不了解。

结果是知性上往下走道德上也往下走。你本来不能容许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的意识形态帮你解决了。比如腐败、一切向钱看，一个文人怎么会同意呢？作为文人，意味着文化是他最高的价值，不是说他不在乎钱，但决不会把钱看作最高价值。

而且我担心的是这个“气”。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基本的底气，这个底气是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自信。中国文明不是新加坡式的小国，自我期许必须比较高，你要相信，你这个文明是有潜力的。香港、新加坡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太高的自我期许，只是“跟”就可以了，它对人类文明没什么责任。中国人应该想原始性问题根本性问题。这口气一直到80年代都有，90年代以后越来越消逝了。这是比较奇怪的事情。没有气你做什么事呢？那真的不要做了。

七十年代末，陆铿被释放后赴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创办《百姓》杂志，发挥舆论影响力。其对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席访谈，成为保守派逼胡下台的一大“罪状”——在此意义上，胡耀邦本人亦是中共扼杀新闻自由传统的牺牲品。“六•四”惨案之后，陆铿积极支持海外民主运动，出力帮助许家屯赴美，因而再次成为大陆“黑名单”上的人物。

国民党高层放心让陆铿这样思想上的“自由化分子”和身份上的“自由职业者”出任党中央机关报副总编辑，在相当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央日报》仍按照现代专业报刊的方式来运作。

这些小小花絮，均说明即便是在受国民党党部控制最强的《中央日报》内部，依然有着相当的自由与弹性。倘若以中共《人民日报》层层严格审查——清样必须由社党委、中宣部和毛办签字之后方能付印——的制度来运作，十个陆铿也得老老实实地“消音”。

1990年，我初识的第一家“六四”难属则是位三十多岁的遗孀。这一天，她身穿丈夫遇难前刚从广州出差给她买来的那身黑色连衣裙来到我家，她面容憔悴、神情悲戚。丈夫的骤然离世给她留下了一连串的想不通和一个才五岁大的不谙世事的男孩，孩子毕竟太小，连亲生父亲的骨灰盒放在家中都不敢睡觉。然而，她是一个刚强的女子，为了维护生者与死者的尊严，她不能接受丈夫单位对她丈夫“正常死亡”的结论，毅然决然地退回了那份算额极少的抚恤金，从此独自担起了抚养年幼儿子的重担。

1992年2月，高瑜送来了第一笔人道捐款1400元港币（当时折合人民币1000元）。这对于生活窘迫的母子俩真不啻是雪中送炭呀！在那一年里，她又陆续送来过数次。此时我们又找到另一家“六四”难属——又是母子俩，两个小男孩竟是同龄。同病相怜，送来的捐款就由这两家平分。

今天，在“六四”惨案二十周年前夕，可以告慰于“六四”亡灵的是，我们虽然尚未为你们讨回公道，但你们留下的孩子，他（她）们已经长大成人，我们作为生者尽力了。特别是那些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大洋彼岸的学人，他们能够十几年如一日地默默提供无私的人道帮助，这份人间真情弥足珍贵，恐怕令外界也难以置信的是，参与此项善举的不少人，居然被中共当局列入黑名单，为此失去了归国探亲与年迈父母相聚的权利。

原来为了迎接贵国的闹运会，东北在大幅限电：国有大厂赏到丁点的电，只能减产；私营小厂，白天没电，晚上干活；游泳馆除了照明，就不能干啥了，游泳池淋浴间通通地往里放凉水。

而且我才知道，除了北京青岛香港，沈阳还是个会场，要开足球赛，所以东北其他城市还要省吃俭用地支援沈阳──两年前，我逃出了北京 ，目前在香港被奥运折腾。我妈在东北，也要被奥运折腾──似乎在劫难逃，这是奥运还是霉运？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鹇。

美洲银行大获其利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建行5月27日发布公告，美洲银行将行使认购期权，在6月5日前向中央汇金公司购入60亿股H股，交易价格是2.42港币，而建行H股当日收盘价为6.65港币，折价率高达63.60%。

美银得到大利，建行说自己同样获利多多，而代表财政持股的汇金也获得了不菲的收益。那么，谁受损了呢？成本由谁承担了呢？全体纳税人。他们承担了核销建行呆坏账的成本，使建行股价有了起飞的平台；

讀到曾金燕的信… 甚麼時候, 皇恩大赧, 胡佳, 呂耿松, 黃琦…也能自由? 想著孫中山走向共和的理想, 奧運前夕, 同一民權, 同一夢想, 何時可期?

我還收到我的丈夫胡佳從監獄寄來的信，它給我帶來極大的安慰。胡佳在信中提及我去年11月13日出生的女兒謙慈”……到過北京市看守所、一中院（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潮白監獄，這麼年幼就已經 ‘見多識廣’ 等她長大……她可能困惑在過去的時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就像我們難以理解從1957到1978年，為什麼我們民族曾經陷於的自虐和浩劫。

刑法第105條第二款早已被廢止，公民能充分地自由地表達意見，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在我們的社會中，沒有什麼比政府更需被監督，沒有什麼比權力更需被制約……”我想把胡佳的這段話，送給寫信來的小朋友。

网站刚开通时，中国大陆的网友可以登录，但是没有过几个小时就被当局封锁了。

网站刚开通时，中国大陆的网友可以登录，但是没有过几个小时就被当局封锁了。 丁子霖说，"我们认为这个网站的建立对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的继续抗争以及推动政府与我们对话都是有正面和积极作用的，所以我们不怕中国当局封我们的网站。我们要把我们的经历和诉求留在人间，留给历史，历史是封杀不住的。"

"这次汶川的地震即是天灾，也是人祸。经济是发展了，但是制度下的一些人祸不是靠你经济发展的素质，也不是靠从国外得到具有巨大诱惑力的订单所能解决的。"

今天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地雷，皆拜中国愚民教育所赐。香港作家陶杰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是在为未来埋地雷。

作为后发国家一种天然的挨打感，导致别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挑衅。

官方培养民众的虐待狂的状态，来反衬其作为所谓大救星的救世作用

以评论中国政情为主的香港政论月刊《开放》杂志今年10月号出版后，发现被人选择性窜改，其中每期的主打栏目“北京消息”的三篇文章遭到窜改。其中包括独家报导“御用理论家围攻温家宝”和当前的若干敏感话题，如毒奶事件与中南海食品特供、国际记者联会指责中共禁止采访毒奶事件、中国女体操选手年龄丑闻以及胡锦涛访问韩国闹笑话等等。

蔡咏梅还表示，这次事故发生后，曾请教过不少熟悉电脑技术的行家，以及根据读者的反映，足以认定上述窜改不是电脑病毒或技术故障所造成，而是人为所致, 而且作案相当有心思：不触及大小标题等易发觉之处、不改变版面行数，只改动内文, 并选择付印时间紧迫的最后一个印张，以致猝不及防。“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现场资料是被人动了手脚的，就是人为的一个行为”。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保持10.6%的稳固水平，但对香港和内地股市来说，昨天并不好过。经济数据导致人们担忧，政府将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遏制通胀并给经济降温。

股市收盘后，中国央行宣布今年第三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试图抑制流动性和信贷增长。

中国的通胀水平仍然居高不下，3月份达到8.3%，略低于2月份创下的8.7%这一11年高点。

打開報紙，扭開電視，有關奧運聖火的新聞不絕於耳。《聞.見.思.錄》的ALEX說西藏問題不好說，我就更是不懂也不敢亂說。撇開敏感又富爭議性的示威活動，火炬傳送的活動依然令我感到納悶。火炬還未傳到香港，新聞傳出來的火炬手名字盡是達官貴人，先有曾特首，然後又有振英急著出來承認有份，之後還有中間分界，今天更說四叔的大公子也要跑一段。 一方面說奧運是全球人類的活動，不要把它政治化，同時見到那些香港的火炬手代表，盡是高官巨賈，跟平民百姓和甚至運動員都距離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