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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初的冰雪灾害，到如今的汶川大地震，都显示出既有机制尚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现行高度军事化的救灾模式之有效性值得肯定，但也必须看到其中的不足。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无论如何，不应将强有力的政府简化为“大政府”，甚至因此缅怀命令经济的“优越性”。

答案越来越清晰：中国需要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权力与责任明晰的、落实到专门机构、中央与地方分工明确的巨灾风险管理体系。

这一体系当能对巨灾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需要统一管理，需要科学对待，需要成本投入，尤其需要法治意义上的公开透明。　　风险识别和评估的范畴远比“预报”或预测广泛，其核心内涵是风险识别和信息共享。

西方人天然认为：中国激进主义者背后站立着中国政府，而他们不知道，激进主义者上街与中国政府对“稳定”的期待并不相符，民众走上街头，恰恰触动了当局最敏感的神经。因此每当爱国群众激情燃烧的时候，充当灭火者的往往是政府。

这是因为，在外交事件来临之时，媒体机构最初的应对，总是基于政治正确，所谓“政治正确”，唯一的标准就是用党使用了多年的语言，表达党坚持了多年的立场，几乎没有一家媒体愿意、能够、敢于、富有智慧、用国际通行的话语模式维护国家利益，传递中国声音。

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现有政治体系中，“政治正确”一直是一个毒瘤，即使是柔软的人也变得不妥协，即使是温婉的女发言人，也要操着过时并有损中国形象的调门，即使明明知道对达赖喇嘛进行人格攻击，会对民族关系造成极大伤害，并有损政府形象，但还是要显示“勇敢”。

推行教改不可以忘記教育改變社會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後學校的責任不是縮小，而是更大了。學生們因為背景造成的差異，必須在有充分資源和援助的學校之中彌補回來。

教改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教育成為現代國家的責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範圍上施行以來，教育的改革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新鮮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門徒首倡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一種強調啟發和能力培養多於資訊記誦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卻成為最不「進步」（或者「激進」）的路數，反而成了全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國需要的一種教育模式。

不要背誦，要理解；不要學知識，而要學學習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課本，而要靈活地在生活中擷取各種資訊；不要一個人死幹的傳統功課，而要小組討論做project以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試，而要日積月累地衡量學生的長期表現；老師不是授業的活教科書，而是解惑的啟發者。這一切都不會有人反對。過去很多中產家庭花大錢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為的就是得到這種教育。如今教改也朝這目標前進，又怎會有家長不同意？於是關於教改的主流計畫也就往往局限在技術層次

　中国四分之一的经济腾飞，使国民的文化信心提高了许多。现在国学热西学冷，就是一个证明。这也正是各行各业摆脱廉价模式、建立对“国产”品牌信心的机会。可惜，中国社会上上下下，过分“美国化”：人家开车我们也开车，人家修高速公路我们也修。暴发户们盖毫宅，也追求欧美风。这样克隆下去，“国产”的机会就会失去。

其实无数中国人的意识中间还是有那么多思维定势。虽然越来越多人的头脑已经很开放，却也无法摆脱这种定势的影子。来源自教育，来源自媒体的轰炸，也来源自心底那些尚未设定的信念，或者难以实现的分享主义自由状态。其实民主绝不是洪水，却可能是猛兽，但是猛兽可以进化。

中国需要2.0，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到如今的地步得益于多样性的产能和输出渠道，却无法继续还靠这种模式腾飞起来。

选举就是一种群体智能的形式，结果自身也在迭代的进化中，关键是开关要打开，否则就永远不知道智慧的世界在哪里？

可以推论的一点是，在没有可持续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任何试图利用民族主义的滥觞加以利用并试图达到维系目的的努力都可能导致体系的崩溃，甚至引发更难以收拾的结局。在全球社会力量自组织能力已经崛起的今天，也许崩溃和血腥灾难的风险已经降低到最小，却无法避免一个缺少正确史观和教育观的民族不断泛滥的双输心理。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在《中国问题》中说，一旦怯弱温和的中国人的热情被激发，也可能变成世上最轻率的赌徒。这是对过去历史的评价。遗憾的是，这套模式除了直接拷贝到文化大革命，到如今仍然阴魂不散，在现代多样世界仍然能会不断复制自己。袁伟时先生的担忧是有道理的，“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我们反思，我们沉默，我们更加务实，我们放弃理想主义埋头赚钱，我们把伯林的“被动自由”发挥到 了极致，不反抗不拒绝的“被动”着，从心所欲的“自愿麻木”着，低头推着中国经济轰隆前行，这本来是经济学模型最喜欢的行为模式，可是，总有一些不和谐的 年轻脸孔出现，他们无知、天真、纯洁，于是他们血淋淋地被绞杀在你面前。你都想忍不住一把蒙住他们的头颅，厉声疾呼：“你丫就不能老实点儿！？叫什么叫， 等一等一切都会好的，留下命来做事！”可总是有人不听，也总是来不及伸手拉住他们。他们就这么打击着我务实的经济哲学，他们就这么耻笑着我的胆小懦弱，他 们让我觉得自己老态龙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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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无比关心和热爱奥运圣火传递，但每天看着千篇一律的节目――千篇一律的报道模式，更要命的是千篇一律的镜头语言――我总是盼着广告时间早点到来，恰恰是耐克和阿迪达斯的广告才无愧于里芬施塔尔的美学传统。我不能奢求电视新闻拍出电影的效果，但至少多来点镜头变化行吗？电视台的朋友能不能不要把自己弄成搬运工？这可是在传递圣火，不是在传递砖头。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在今年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抗灾救灾中，国家测绘局网站上就出现了灾情分布地图，谷歌中国推出了“春运交通图”，用标注式电子地图的形式提供了全国春运沿线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和交通整合信息。

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损害国家利益

由网民自己根据地图底版，标注一些感兴趣的地理信息后上传的互联网地图，在方便之余也带来涉密问题，导致我国的一些不适宜公开的重要地理信息在互联网上公之于众。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近年来，像“第一弯”这样大型公用、民用建筑“过早退休”的情况在中国各地屡屡发生。同济大学交通运输专业教授孙立军说，在目前的城市发展节奏下，基础设施的不断拆除、建设是难以避免的，为整体作出局部“牺牲”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一味依靠“拆－建”这种“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模式，其发展空间就很有限，不少规划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结果却会加剧矛盾。

这份报告称，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带有新闻自由的“西方模式的普选制或多党制”。

报告中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建议，其中一条呼吁让全国人大成为更具代表性的机构，逐步减少其中的政府官员人数，并取而代之以地方社区中选出的人员。全国人大还应该直接参与拟定财政预算，其会期也应该与财政年度同步，同时还应允许竞选。

近年来，在中央党校和党的有关机构所完成的其他报告中，也都指出了系统性的治理问题，以及草根阶层对于腐败的愤怒。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当时巴西还是一个独裁国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但社会政策却被抛到了一边。那个时代的箴言是“现在先把蛋糕做大，以后再分”。过去20年，中国有时也采行了类似政策。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但其不平等程度正快速接近巴西那声名狼藉的水平。我们使用基尼系数(Gini)来衡量一国的收入分配，“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巴西的官方数据如今是0.53，并且正在下降；而中国是0.47，并正在上升。（美国是0.41，印度是0.31。）

一处最近的沙丘离北京只有80公里，这个地方由于缺水而被河北省当局称为“不毛之地”。

虽然中国政府出台了包括重新植树在内的一些项目而且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工业化过程中，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治理的行为无法跟上人为的破坏速度。

中国现在仍然是一个高能耗的，对自然资源需求非常高的经济模式，这些因素使得治理荒漠化的努力更加困难，因此中国政府一方面需要出台更加有效的全国性治理行动，另外一方面还要教育公众更好地保护环境，节约用水和保护自然资源。

CNNIC发布了第二十一次互联网调查报告，这个报告里除了宣称中国有2亿网民外，还有两个数据引起了我的注意。 其一，中国网民的即时通信（IM软件，比如QQ）使用率达到81.4%，是仅次于网络音乐的第二大网络应用，超越了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 其二，询问网民上网做的第一件事，有39.7%的人选择了IM，是互联网第一落脚点中网民人数最多的一项。（均引自p.41） 参照国美国，即时通信使用率的情况是？ 39%！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n which all the following happens:1) Tibetan monks or the FLG self-immolate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ies.2) Foreign tourists complain about secondhand smoke, "massage" phone calls to their hotel rooms, spitting, lack of queues and price gouging.3) Domestic tourists complain about even worse price gouging. Indignant domestic visitors get mad when their tickets are revealed to be fakes.4) Wiseacre tourists pose in front of the Olympics logo re-enacting this picture. Hilarity ensues when Chinese citizens/officials get wind of it.5) Athletes complain of racial profiling and repressive security measures at the Olympic Village, though in fairness its the Chinese security apparatus trying to do their best.6) A phalanx of visitors with protest t-shirts are detained.7) Japanese athletes get harassed.8) Triathletes succumb to pollution, or controversy erupts over the US and other teams sporting breathing masks.9) Nasty poor sportsmanship rears its head when Liu Xiang doesn't win the gold.10) Afghanistan's only competing athlete misses his event due to traffic.11) African athletes get harassed in Sanlitun.12) Al Qaeda or some other nutjobs pull a Munich.

然 而，从更严肃的层面上说，我们看“艳照门”，不是要做意淫的看客，而是应该努力透过这个事件讨论一些对网络社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东西，比如言论自由， 比如隐私权，比如互联网的监管，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极为复杂的，其解决之道应该通过一个充分的沟通过程来达成。关于如何监管，我的观点很鲜明：第一，应该尽 可能使用现有的法律，而不是匆忙通过新法律，因为法律面对新技术的发展存在一个致命的滞后期；第二，政 府如果犯错误的话，也应该犯规范过少的错误，相信互联网会逐渐更清晰地成形。在互联网提出了那么多难以解答的问题的情况下，政府未见得有最好的解决办法， 即使有，也不见得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最终，互联网也许会催生出一种新的规范方式，不那么具有强制性，而更多地相信市场的力量。

教育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是让孩子成人，是让孩子的身体，心理和行为模式都健康地成长后顺利融入社会。最重要的教育任务是什么？当然就是养成教育，是人生行为教育！绝对不是让孩子学会认几个字，读几本书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