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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政治观念在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彻底转变了。觉得自己真的错了，组织是对的。所以，一旦让他为组织做事，自会感到无比荣耀。即使告密也光荣，因为那是“保卫党的工作”[p258]。这样，“耻”就转化为“荣”了。

当告密成为一种政治荣耀和义务之后，告密者的心里，就不会有负罪感和歉疚感了。面对头号大右派章伯钧，冯亦代生发出的是蔑视与鄙弃（尽管消受了你的好烟好酒和饥荒年月的好茶饭）。优越感的来由极其简单：我受组织的信任，你受我的监视。你是右派，我已不是。这也就是彭奇等人反复叮嘱的——思想上要跳出右派圈子。我认为冯很有可能还会因为出色的告密，而产生成就感和归属感，要知道他是在为政治权威尽义务。日记里对同类的鄙视，俯拾即是：

我想，冯亦代在日记里，对父母用辞轻蔑也许还有一个因素。这是他不愿意说出来的。那就是章伯钧对他的译作评价不高，有过多次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