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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在某些世俗国家中，有在比例上相当多的人信奉一种宗教（如土耳其）；而某些则有很大的宗教多元性（如印度）。有些国家在建国时已自我定位为世俗国家（如菲律宾），也有些是经过世俗化才成为世俗国家（如法国），还有不少的政教分离国家。在历史上，世俗化的进程是由给予市民宗教自由开始、再而废止国教、停止使用公帑资助宗教团体、使法律脱离宗教的控制、开放教育系统（而不强制任何宗教）、接受市民改变信仰、以及是容许信奉不同宗教的人担任政治领袖的。此外，原有的宗教假日不受到影响，而公众机构的运作也不会受到宗教团体的影响和控制。

一是因带着神圣的告密任务，二则要么就是脑子被洗得听不得任何批评政府批评社会的言论，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女学生之大脑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样，她们当然是中国学校愚民教育的一个缩影。

几年前遇到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提及她那次被学生告密的经历对她的生活的影响，她淡然处之，但我们朋友旁听下来，却感到对学生有一种深深的悲悯

我认为将这两位告密的学生告上法庭，让他们知道告密的坏处何在，是一种真正负责任的法治教育。同时也让那些喜欢告密者“名扬四海”，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原来是告密者，让他们也知道人们是如何鄙视她们所做的一切的。

但，无论如何，昨天我是又认真读了，打印出来并做了一些标记，最后把他所说的一些阴阳事例做了一个总结。这个过程也有了一点延续，首先是教育中的，2018年教育宣言目前该是阴弱的部分；而早晨发现又可加的项目：***和***员，其实之前在twitter也提到过***2.0和在回答eltondisney 的提问中有更多的说明这些内容也曾在单位和负责党建的新人谈到过。但目前来看，仅仅是新奇而无力的一个想法。

至于其中的遇难学生人数的情况，目前惟一可查的官方数字来自于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他于2008年5月21日举行的一个内部会议上通报称：四川省教育系统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并有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此后，四川省再未公布过地震中学生死伤的人数。

2.中国大陆人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目前也就是仅仅停留在“走出文盲”的阶段，对新的技术，新的理念的理解力，接受力偏弱。新技术新理念终究只是少数人玩儿的概念，更多的人在仰望，在崇拜，在迷茫。以我的同学来说，技术水平太低，这个问题让我很郁闷，什么是“域名”，什么是“IP”，什么是“网段”，什么是“HTML语言”等等如此basic的问题没几个人能完全答下来，更不要提MySQL，Ajax了；他们会“上网”：会看网页，会写博客，会玩儿网游，却终究不知道这些东西背后的原理。长期只重视分数不重视能力的教育，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对科学没有崇拜，对技术没有追求，对知识没有渴求。我认为这是一种愚昧，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愚昧”？我认为这与上世纪的愚昧没什么区别。满脑子想着“钱”，满脑子梦着“如何躺在床上一边睡觉一边挣钱”的人，会有什么前途呢？或者说会有什么“钱”途呢？我为我的同学们感到悲哀。不说罢。。。。。

根据统计，百分之四十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

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然而，这个名扬京城的学校的校长却站在了法院的被告席上。8月5日，原中关村三小校长王翠娟等人贪污案一审开庭。与王翠娟站在这里受审的，还有原中关村三小其他4名校领导及工作人员。检察院认为，王翠娟等在没有经过“学校班子会”集体研究决定的情况下，组织部分学校工作人员及家属两次出国旅游，共花费账外资金57万余元，并以此作为涉案贪污的金额提起公诉。

由是之故，在平常时候，在中国社会民愤最大的是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因为老百姓普遍并不清楚，政府应当权责对应，财权与事权应当对应，所以，医生和老师们就一直在背黑锅当替罪羊。现在，地震这个极端情形，又使这种指责指向了地方官和建筑承包商。　　中国老百姓无法监督财政预算，也没有权责对应的观念，当然，如果他们知道中直机构或省直机关的幼儿园或小学，一年所得拨款可以是超过一个偏远地区一个县的教育预算，他们肯定就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些悲伤欲绝的父母，以及被愤怒烧红了眼的我们，就不会一心只希望抓住几个从学校建设中搞了钱的官员，非要了他们的命不可。

「擁有高指數的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數），比IQ（智商）、EQ（情緒商數）更加奠定小孩的健全與成功，」

「其實，每個小孩都具備適應及克服困境的能力，並不是少數天賦異秉的小孩才獨享這種資質，」作者認為。既然肯定人類具有抵抗挫折的基本特質，為何有些小孩有能力克服艱難處境，有些卻成為早年經驗及環境挑戰的受害者？

但我总有一种别样的恐惧。非此即彼的二元判断，总能随着社会事件讨论次数的增多而渐渐变得多元，丰富，细腻。可在二元判断背后对垒的两个阵营的力量，却不是平衡的，而且，不见得会进化。今天早晨，当我看到这条消息，遍体冰凉。守正筑坚，终究是抵不过皇恩浩荡。

在德国教授的地位是多崇高了。人们尊重一个人，是因为那个人是教授，而不是“校长”。相较之下，在我们的国度里，多种原因造成了我们教授的无形价值的贬值。这不仅仅是教授这个群体的责任。客观的讲，看看我们的社会谁最受崇拜就知道了，“商人”，“高官”，非富即贵者，这种心态的存在本身就会造成对教师这个职业甚至是知识的一种冲击。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吸取了人家的精华，还是变质了人家的精华。

“税收规划是遗产规划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全部，”纽约贝西默信托(Bessemer Trust)的信托顾问苏珊•舍恩菲尔德(Susan Schoenfeld)表示，“但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这不应是唯一的诱因。”

如果处理得明智，遗产规划可以帮助父母让子女珍视价值观，对孩子进行财务责任教育。它还能避免父母死后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

负责任的理财行为包括不要让子女被蒙在鼓里。

在这里，我需要强调的是，在美国2003年的反法运动中，没有出现合肥家乐福（据说出现打砸抢）和株洲家乐福（追打一个美国人）那样的激进暴力事件。言语威胁是有的，拉斯维加斯法国餐馆的美国老板就收到了，但没有演变成肢体冲突，这是民主政体教育下的好处。

民主制度，不是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它本身很难挡住民族情绪的泛滥，但它有较强的纠错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确实需要民主自由制度的制衡。但是，如果你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民主自由制度下不会产生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民主制度的政府不会煽动利用民族主义情绪，那可能也就太理想主义了。正如我此前所说的，在这次美国人的反法运动中，美国政府和媒体同样煽动了――如果我们用同一个煽动标准来衡量的话。

时至今日，知道了“压力”也是一种好东西

其实还是比较可笑的， 中国人从初中开始（现在该是幼儿园了吧）就接受强制的英语教育， 那么，在教育部的“寄予厚望”下的民众的我们理应是可以毫无障碍看懂那些开放的英文版本， 那么，封锁中文语言的意义何在呢？还在坚守那一点算不上面子的面子么？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今天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地雷，皆拜中国愚民教育所赐。香港作家陶杰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是在为未来埋地雷。

作为后发国家一种天然的挨打感，导致别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挑衅。

官方培养民众的虐待狂的状态，来反衬其作为所谓大救星的救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