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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看着一些评论家们的意思，是不是面对老巴冰茅他们这些作家，我等必须觉得全部都很好？有异议就是我人格和涵养出了问题？也不用管个人的文学喜好如何，必须抛弃所有阅读口味，无条件臣服于他们？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不能说政治，不能说官员，不能说制度，不能说腐败，难道连个写书的都说不得？

4月30日，巴西在发展之路上再次添砖加瓦，华尔街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将巴西的债务上调至“投资级”，巴西也因此成为金砖四国中最后一个获此金字招牌的国家。巴西人欣喜若狂，指出就在巴西23年的民主制度日益巩固之际，该国经济也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在金砖四国中，只有印度堪与巴西媲美。

墨西哥亿万富豪理查德•萨里纳斯(Ricardo Salinas)近日闪电造访曾经以贫穷闻名、而今业已经济起飞的巴西东北部，计划面向低收入人群推出连锁银行服务。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2030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2030年，还有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国际上很多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远比中国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失衡。 　　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

　目前的中国高层确实有不同于过去的施政设想；再过若干年，中国的高层领导班子又要换届了。我觉得，现在的和下一届的领导人，即使他们内心里想做一些大动作的改革，但是因为他们尚不具备像1980年代初邓小平那样的权威，就没有办法迫使强大的利益集团做出大的让步。这将是未来很多年里的基本格局

根据统计，百分之四十一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

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

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2005年10月18日，阎崇年与《兰州晚报》记者“零距离接触”，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答：“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再比如：日军攻占南京，因为占领的是首都，沉重地打击了敌国的民心士气,而大肆奸淫烧杀，解决了大日本皇军的性欲问题，对于连日苦战的日军来说当然是喜事；对中国人民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

简而言之，谁伪造了阎崇年的语录已经不成其问题，问题是阎崇年患了大陆学者的一个通病：美化皇权专制，愚民教化以献媚于权力。而阎崇年出尔反尔、矢口否认自己的语录，恰恰证明了他是个知道是非，却故意混淆是非，欠缺起码的学术尊严与道德的御用学者。

今天不理智的民族主义地雷，皆拜中国愚民教育所赐。香港作家陶杰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是在为未来埋地雷。

作为后发国家一种天然的挨打感，导致别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挑衅。

官方培养民众的虐待狂的状态，来反衬其作为所谓大救星的救世作用

全国最大的乙肝携带者公益网站“肝胆相照论坛”的地址突然被屏蔽，在我国大陆全境已经无法登录。对于这一破坏互联网正常秩序、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给国家抹黑的行为，我们特向贵部举报。

显然，屏蔽“肝胆相照论坛”这样一个受到全国乙肝携带者普遍喜爱的网站、受到全社会高度好评的网站，是一种不得民心的行为，是一种在人民群众中间给国家抹黑的行为，是一种在国际社会中给国家抹黑的行为。

作为一个提倡“以人为本”的政府，有责任维护这样一个受到人民喜爱的网站不受干扰和破坏，有责任查处屏蔽该网站给国家抹黑的行为，有责任纠正屏蔽该网站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愤怒和仇恨的行为。

在如此残乱、破旧而物价奇高的国度，我们一定会以为：当地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事实上，无论任何一个国人来到印度，都会产生无限的感慨：感慨我们的生活是如此辛苦，如此麻木。下面，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到了印度，我对这句话有了充分的体会。当地的有钱人每天在家里睡觉、祈祷、看电视，最多在家里的花园打打球，很少出门；可不像我们国内的有钱人活得那么累，还要天天出去应酬：吃饭、喝　　酒、过夜生活、打麻将。中产階級，也就是象我们一样出来打工的，每天9：30上班，工作七小时，几乎从来不加班。而且上班的时间，也基本都在聊天、喝茶，侃大山。印度各种节日加起来至少比中国多三倍；工作轻松的很。这些白领下了班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到了家里就祈祷，念经念到晚上9：00吃饭，吃过饭立刻就睡觉，所以个个都是大肚子。周末也基本不出门，就在家里看电视。

　　印度是全民公费医疗的，再穷的人也不用担心看不起病；不过印度当地人全都信奉宗教，病了的话，主要是靠拜佛、祈祷，基本不去医院。

这里执行12年义务教育，收费几乎为零。不用担心孩子上不起学。如果出门需要“打车”的话，起车费2元钱人民币。（对外国人他们会狠宰一刀，但有个5、6块钱也足够了）。

这恰恰是中国教育的软肋。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从来就没有被当作重心；相反地，无论是教育管理部门、学校还是家长，都致力于把学生看作需要“修理”的对象，最好把他们一个个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也是不负责任的。倘若真把学生的成长视为己任，给大学生免费发放避孕套，都比这种“性恐吓”要来得好一些。

这位作者难道是90后的日本人吗？这么不懂得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爱国教育，自古就有。尤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代人在血与火中接受了最大的爱国教育。1949年，中共主政，中国即全面贯彻爱国主义教育。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更多的宣扬和平与发展的概念，尽量减少民众对不愉快历史的仇视。中国与世界、与西方的关系，终于走向了和平与理解。我们可以肯定说，最近30年，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从高涨走向衰弱的过程。 　　读卖新闻的这篇文章说，最近上演的民族主义似乎已经超出中国领导人的控制。最近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它们似乎主要是由互联网信息和电子邮件交流驱动的。截至6月，中国有大约2.53亿互联网用户，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而大部分的网民都是支持民族主义事业的年轻人。

中国的学校很反对早恋，当然大家怕的不是早恋，怕的是恋的下一步，但现在说归说大部分的卫道士都知道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其实，解决欲望问题的最好途径不是禁止而是疏导，学校应该在这类问题的教育上投入更多实质性的普及教育。像寄宿制学校，男女生在一起的时间比公立学校的学生更长，但他们了解身体和性的途径比公立学校的学生要少很多，那么他们“犯错误”的隐患就要比其他人大得多。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至于其中的遇难学生人数的情况，目前惟一可查的官方数字来自于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他于2008年5月21日举行的一个内部会议上通报称：四川省教育系统共死亡6581人，其中学生死亡6376人；并有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此后，四川省再未公布过地震中学生死伤的人数。

「擁有高指數的AQ（Adversity Quotient，逆境商數），比IQ（智商）、EQ（情緒商數）更加奠定小孩的健全與成功，」

「其實，每個小孩都具備適應及克服困境的能力，並不是少數天賦異秉的小孩才獨享這種資質，」作者認為。既然肯定人類具有抵抗挫折的基本特質，為何有些小孩有能力克服艱難處境，有些卻成為早年經驗及環境挑戰的受害者？

在德国教授的地位是多崇高了。人们尊重一个人，是因为那个人是教授，而不是“校长”。相较之下，在我们的国度里，多种原因造成了我们教授的无形价值的贬值。这不仅仅是教授这个群体的责任。客观的讲，看看我们的社会谁最受崇拜就知道了，“商人”，“高官”，非富即贵者，这种心态的存在本身就会造成对教师这个职业甚至是知识的一种冲击。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吸取了人家的精华，还是变质了人家的精华。

如果今天在西藏藏民中举行全民公投，那么我比较有把握的认为，超过90%的藏人会赞成独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藏民和维吾尔族民众今天一定要求独立，他们中大多数人希望实现的是更大程度的自治。

一个广泛传播的想法是，如果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就会希望脱离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这就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如果很好的对待孩子，他们就不会希望离家出走；如果总是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出走。我认为，应当借鉴过去王朝统治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那时的少数民族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朝廷掌握外交和军事大权，其他事务均由少数民族自主决定。这就是高度的自治。

今天的情况是，尽管少数民族自治受法律保护，但一旦地方官员违反相关规定，民众无处诉冤。这样的法律是软性的，无法落到实处。

基于上述情况，我台认为： 　　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主办，北京巨头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制的《安全现场》栏目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和不合适的地点向有关机构推销并出售“安全宝典”光盘的确是不合时宜的。至于该栏目的从业人员是否有“封口”的嫌疑，则应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协同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予以认定。

我非常赞同温总理坚定有力地回击：：“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

我不由要说，那“一小撮”英国人实在是太糊涂了，是非不分，善恶不辩，真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了，阻碍“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说实话，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这些个英国媒体吹捧中国的背后一定暗藏“不可告人”之目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清楚，中国自己的麻烦够多的，自己的未来还在未定中，哪能承担大英帝国的“未来”啊！还有，中国人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储蓄率最高，教育、医疗、房子，这些东西都很贵的，谁也不敢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样大手大脚花钱啊！指望这些中国人花掉他们手中的“救命钱”，岂不是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