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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时许，第四个提问的澳门澳亚卫视记者：今年“两会”对媒体算是最开放的一年，请问像这样的钦点提问，每个场合对于点什么样的媒体会不会有潜规则呢？是不是会发生少数主流媒体“一言堂”的状况？ 发言人吴建民：我不知道你讲的“潜规则”是指什么。从大会新闻组的角度来看，举行新闻发布会是有它的规则的，所有的记者，规则面前一律平等。大会新闻组将向各位记者尽可能的提供信息。   约五十分钟后，最后一个提问机会。被点到的女记者发问前激动地说：能点到我充分说明发布会没有潜规则，我举了十遍手！ 发言人提醒她自报所属媒体。 她说：人民日报海外版。

为了让制度可以有持续性，我们必须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那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那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企业得到认可就意味着它的知名度提高了，知名度能吸引顾客，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前来加盟。这种知名度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的情况下，知名度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如果可以实现市场利润，则知名度又是额外的激励。 　　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通过这种途径，政府、企业及非赢利组织可以进行合作，让市场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从而更多的人可以从中赚取利润，或是得到认可，最终改善全球不平等的现象。

首先，除了发布“宣言”等行为，维权者很难有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制度空间。比如，编剧与制片方之间并无有效对话机制和游戏规则。这次中国电影文学学会能够站出来已颇不容易，但其马上会面临的尴尬是，除非寻求主管部门支持，或者一家家制作单位找上门去，否则连谈判的对手都没有。谁能够代表制片方、导演等利益群体，来和编剧们商讨一个双方认可的方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没有谈判对象，维权活动还怎么进行？

我们失业者不能分享当今的繁华盛世，但安居乐业依然是我们的梦想。安居因房价高昂我们只能坚守老旧的危房；乐业，我们被驱赶出工厂的大门，如今只能在大街上闲荡。我们没有田地养猪种粮，为了城市的形像我们不能非法营运或摆摊经商。我们只能勒紧裤带靠电视来打发闲暇的时光，但政府缺钱呀，无房产证的穷人必需交纳1000元押金才能进行数字电视转换。我曾多次写文批评长沙市政府借数字电视转换来勒索无房产证的城市穷人，但时隔近一年，俺的电视机仍在柜顶上纳凉。你想餐桌上显二点肉沫三星油花吗，如今是油价高企、肉价昂贵、菜价飞扬。公仆们每月加薪数百，谁理会失业者的一日二餐是稀是干？

你看那电视报道的领导走访的困难户，谁不是紧紧拉住领导的手，感激涕零的说，感谢领导，感谢……，你要是发点牢骚，说点不中听的话，明年春节的一袋米，一瓶油肯定会要泡汤。所以，为了您那将要熄灭的炉火，为了那饥饿的胃肠，缺衣盼食的人只能把感激的话儿多讲。期盼有所进步有所发展的人嘛，只能把赞歌高唱。我这早已进入“小糠”的失业者尚能寻回熬粥的米，故懒得说那言不由衷的感激。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Morar告诉《卫报》，为了躲避逮捕，她每隔几天就换一个地方，称政府正在监视她的家和她母亲的家，“他们没有搜查证就进入我的房间，如果他们找到我就会逮捕我——之后会发生什么没人知道。由于担心被追踪，我不再使用手机，已经两天没有上线。”她的livejournal博客已经停止更新，最新一篇是她丈夫执笔的。

致中喧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  我俯视的部长大人： 2009年元宵节晚上那场震惊国内外的火灾，发生至今已经104天了，央视大火的处理结果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向世界公布？拿办公室主任当替罪羊的把戏骗不了中国国民，思想永远正确并且总是评判别人思想不正确的部长大人------刘云山先生，即使你绝不引咎辞职，也至少要向全国纳税人道个歉吧？ 你别狡辩说，央视的钱都是自己挣的，靠企业的广告支撑的，不管怎么说几十亿人民的币也不能这么挥霍浪费吧？有的贪官贪了几百万就处死刑，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专制传统，你的官衔当然已经超过“大夫”级，既不会判你死刑，也不会给你党内处分，你可以“马照跑，舞照跳”，歌舞升平像没事人一样，你还可以到处视察、指示和批示。这个越来越没有方向感的国家的思想文化领域，在你的直接领导下，到处‘莺歌燕舞’，大放异彩，一片和谐、稳定局面，‘主旋律’响彻中华大地。 电影、电视剧基本都在表现红军如何英勇地打了二万五千里，终于到达“抗日最前线”-----延安”，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如何独自担负了“抗日”的救国使命，国民党如何躲到峨眉山上保存自己的实力，最终在日本投降时才下来和共产党抢夺胜利果实。偶尔表现一点国共合作，也是共产党员如何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最终取得“阳谋”的胜利。每位领袖人物（当然是最高层盖棺论定的，胡耀邦、赵紫阳不算官方认定的领袖人物）、高级领导人和著名将领都有机会成为传记片或电视剧的主角，以此来“教育”中国人民。让人不明白的是，中国人民大多数（6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例外）是从小就开始接受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但是为什么越受党化教育反而越糊涂了呢？ 你可以继续坚持正确的政治思想方向，每年禁止无数“思想不正确”的出版物出版，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在你的控制下，也不得不巧妙地与《日人民报》、《求屎》和《环球屎报》保持一致，以你一个中专生的学历（中央党校的培训算哪门子的学历？），长期在团系和党务部门工作，究竟读过多少像样的书？你何德何能？竟然要控制全国的意识形态？执掌评判学术思想和知识传播的生杀大权？全国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竟然设在中喧部门下，所有有关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都在中喧部控制下发布，这是中国学术思想和知识界的奇耻大辱！我鄙视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的中喧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你-------不学无术的部长大人。 几年前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的焦国标先生因为一篇“讨伐中喧部”而最终失去了在北大的教职，因为今天的北大毕竟已经不是“五四”时期的北大，也不是20世纪20-40年代的北大，不是“西南联大时期”的北大，北大早已成为受你和你的同伙们控制的北大。但无论何时，在人们的心目中，曾经拥有过蔡元培、胡适、梁漱溟、陈寅恪、马寅初等先贤的北大，还将因为拥有林昭、贺卫方们而为人们所敬佩。 如果因为我今天给你的这封公开信，而使我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用尽手段迫使我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因为你这样有可能使我成为当今北大为数不多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永载北大民间校史。 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但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的精神将永存！

而我看到的景象几乎是一样的：前两次举手的各占两成，无法判断者占六成。这样的结论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家们不知道自己处在怎样的一个环境中。

失去的意思有三层。一是，他们对扑面而来的危机无能为力，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倒闭、歇业、出逃、缩小经营规模成了惟一的选择；二是，在中央政府力图被经济拉出泥潭的过程中，他们成了真正的“旁观者”，巨额的“铁公基”投资与他们几乎毫无关系，产业振兴计划的受益效应也非常的虚幻，有力使不得，有钱不敢使，前景不明，政策不清，陷入了特别的焦虑，这是二十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景象----中国的民营企业集团在经济复苏过程中显得无足轻重；三是，他们对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充满了彷徨，通货膨胀的泡沫眼看着已经起来了，可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好的泡沫，还是坏的泡沫？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王清，男，1982年生人，现为南阳市一公司计算机技术人员，自2003年起，开始介入公益诉讼，常为某一件侵害公民权利之事，四处奔波。

王清的信息公开申请规模之大、数量之巨，在河南史无前例，全国也可称得上第一个。而他要各部门公开的最主要一项内容——“三公”消费：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

评论者认为，“三公”消费公示，是成本最小的反腐措施之一。各政府部门对“三公”消费信息公示的回避心态，官民双方在这个问题反复对峙，恰恰将中国改革此时该从何入手这一问题的答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就拿前不久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汶川大地震”的善款捐助来讲，台湾方面自称，他们筹得善款有50亿台币之多，大概相当于11亿人民币，可是据国台办在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回答，中国大陆相关部门收到台湾方面捐助的现金加上物质折价在内，不过8000多万人民币，我想,这也出自于在大陆经商的台湾商人和几个台湾的民间慈善机构之手，台湾方面的善款在那里？大陆方面一笑了之，台湾方面的新闻媒体也一齐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