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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 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彷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要求思想重新担负起重建“宏大历史叙事”的使命。一向缺乏宗教关怀的中华民族却有着久远丰富的历史感，中国的历史（学）承载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的三重功能。历史叙事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先于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它滋长发育的土地，充其量只为某些知识分子提供政治批评的一套言说，究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缺乏历史观。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含寃而死，良民要是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消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内容摘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到了他们的晚年，特别是恩格斯，转而强调“和平过渡”。不论这种转变从策略的角度来看多么重要，它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一般原理：“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改变的只是这一原理的“实际运用”，而这种实际应用本来就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 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布朗基主义”的修正。但列宁主义的要害不是片面地坚持“暴力革命”，固执地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把《共产党宣言》中的命题“运动的基本问题是所有制问题”修改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在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因此十月革命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是：如果在新的生产关系生存的物质条件尚未成熟时，革命领袖和革命政党就已经夺取了政权，那么，不论他们是多么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执政，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被他们镇压的反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十月革命是列宁主义的实现，而这一革命的结局却是“皇权专制主义”在俄国复辟，这一事实彻底地驳倒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的论点。 然而，即使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俄国，新沙皇斯大林也不可能完全复辟“皇权专制主义”。在这里，一种伴随着皇权却与皇权相对抗的新力量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生成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就成了新的贵族，新的“统治阶级”。如果说斯大林力求把国家变成“完全独立的东西”，那么布尔什维克就试图使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就形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矛盾：新沙皇与新贵族的矛盾，或者说，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斯大林的大清洗，就是这种矛盾表现方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领袖与革命政党的矛盾的表现，不过发生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国度，采取了另一种方式。 如果说19世纪的秘密是无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那么20世纪的秘密就是古老的城乡对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背景下日益显露出来，最终喧宾夺主，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旋律。 关键词：谢韬；《共产党宣言》；暴力革命；和平过渡；马克思与恩格斯；十月革命；革命的遗嘱；列宁主义；布朗基主义

综合起来，南方报系在政治文化上的报道至少在两个方面突破了中国新闻报道的限制。一是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文化的梳理，力求恢复中国历史原貌，并以此祛除被政治宣传所抹杀的事实和真相。这一部分的报道较多的集中在清末宪政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历史的切近，很多历史事实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体系都没有被普遍肯定，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模糊而有争议的，这就非常容易引起各派的对攻。二是对中国官方和民间两方面改革范围的关注。南方报系是唯一一份全国范围内以对这些进行观察和报道为主要特征的媒体。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所采访的人员身份之复杂关键，所涉及的事件之敏感，都走在中国的政治钢丝之上。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改革问题上处于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各方各面的人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见解不尽相同，这样的报道难免让人心生异想，为外人所瞩目。南方报系实际上起到了在政治文化上造火的功能，受政治影响是正常，不受影响反而就奇怪了。

而且，在中国花这些钱毋需人大通过，更不需给人民出示明细。在俺们这，随着奥运临近，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工地，主干道旁的所有建筑都被粉刷一新，像火柴盒一样的楼房都被按上了尖顶阁楼。假如借助奥运，升斗小民也能些许改善生活，体味一些做人的尊严，未尝不是好事。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涂抹的颜色终会被风吹雨打去，而老百姓也终需为那些颜料买单，而曾经那些虚饰的美好仅仅给外人看的，那是担心友邦惊诧的。

其实，何止是奥运，体育在中国从来就是一种政治。群众体育无人重视，也根本不普及，而看似轰轰烈烈的竞技体育是官办的，它从来就是官方为了炫耀国威而一手打造的垄断产业。有了这样的体育，也就不奇怪会有中国式的奥运了。

在翻遍两千年的历史之后，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历史的运行规律果然强大无匹，在今天仍然具有左右历史方向的魔力。中国的时代智商，在这个战无不胜的魔鬼面前，简直是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婴孩，以他稚嫩的双手岂能阻止中国历史的惯常步伐。

    今天是五四节，不到28的都放假了，鄙人亦在休假之列。偷得浮生半日闲，看看报纸。《新京报》今日做了北大110周年的专题，仍然是以人为主的专访模式，看点不多，但别出心裁之处在于，把蔡孑民、胡适之、傅孟真等先生的言论辑录为“历史的先声”。今昔之言论在同一版面内对比，令人慨叹不已。大师之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聩，然听进去的人，几乎没有。    五四那一年，青年们追求的东西，所谓德先生赛先生，所谓民治政府，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近，值得一问。四年前的一个饭局上，卢波问我，如果历史可以重来，你愿意把时间之针拨回到哪一个点。我毫不犹豫的说，1915年。倘若不是袁氏称帝，共和体制值得一试。但中国的历史往往会选择效果最差的那一种。这百年来，物质生活可谓日新月异，但在政治进步上，却是乏善可陈。如果把1905年和2005年中国报纸上关于思想与体制的言论略作对比，恐怕相去不远。曰民主，曰自由、曰集权、曰人权，种种主义，不一而足。    本朝定鼎之后，天下归一，论主义则马列恩斯，论思想则太祖毛氏，论理论则南巡邓氏。或曰百花齐放，但放了就死，又曰百家争鸣，实则一家独镇。虽称解放思想，实则奉命表态。而青年们真正效仿五四倾巢出动的唯一一次，却铩羽而归，从此告别崇高，不问政治。建政之后，五四虽被列为法定假日，年年纪念，但翻检历年官方新闻稿，除了时间不同，内容大体相类。青年云者，离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1999年反美游行，俺忝列其中，额头扎白布巾一条，别人写的是反对北约强权云云，我写的是民主科学。被同侪怒斥之，侬想干啥，这是中国！大意就是，国情在那儿摆着呢，您这不是跟组织过不去么。俺悻悻扯下，归队。后来明白其实俺们都被忽悠了。爱国有自发与奉命两种，哥们儿那几年玩的都是后一种。当然现在更为严重些。    大街上，人人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头，块儿不重，不超过5公斤，但是这里头装着什么玩意儿，无人能知。G-party怕的就是这个，总是试图去知道去控制大脑里的东西。我们现在知道，这手法很是成功，要不然天朝不会就这么经济崛起了。现在来谈五四，我不晓得还能谈出来什么东西。所谓的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从大清洗、反右、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人，似乎并没明白历史经验对于这个民族的重要性。我们还在原地打转，用诺薇老师的话说，就是动不动还朝自己脚背打一枪。当所有的精神资源都被用同一种解释所垄断的时候，五四的精神资源已经无法为当下的中国青年所汲取。    喊出“严谨求实”的北大，其实是“严禁求实”。平原先生许多年前在《读书》杂志上有篇文章，专讲北大的校庆日期。平原先生考证的日期是12月30日，但1951年之前，这个日子都是12月17日，这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复校的日期，这也是适之先生的生日。1954年就改为5月4日。这个日子就是新北大和老北大截然划清界限的日子。多年之后，再上溯这种传统，已是缘木求鱼。这也才有了陈翰笙先生“我希望北大办得跟老北大一样好”的愿望。    这个情况不止北大有，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也有攀比之举，选择了5月20日。那是四反游行的日子，当然也是G-party早年搞的运动之一。当一个大学都不敢公然承认自己的实际校庆日时，这个大学早就死了。再来不厌其烦的引用孑民先生说的兼容并包，简直有些可笑。   

我最难过、感情上最不舒服的一次经历，是在2002年戛纳电影节的时候，那一届带去的是《任逍遥》。放映后的记者会上，电影频道当时的一位主持人，她先用英文讲了一通，我没太听明白。然后她自己翻成了中文：我要在这里说这部电影完全是一个谎言，这是一部撒谎的电影。因为我们中国人根本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可以学电脑，用电脑，我们学英语，我们出国留学，到处都是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国门打开了，像我可以来采访戛纳电影节，为什么这个电影要把这样的生活拍出来，它是一个谎言。 　　这个主持人跟我没有关系，对我也没有成见，我相信也不是别人让她说这番话的，那是她真实的认识和感受。正因为是她真实的感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刺痛。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同样在一个国家里生活，我们已经到了不承认有别的现实，不承认有另外一种现实的地步。你至少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还承认有这样的人在这样地生活。就好像面对历史，我不是“右派”，我也没被打到过劳改营里边，但我们会承认这是历史，有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生活过。对历史应该有一种开放性，我承认，我愿意去了解。对现实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心态，而不是很极端地把自己的现实变成整个国家唯一的现实，个人和他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不认同、不相信有另外一种感受，另外一种生命经验，另外一种国家记忆？我觉得这是在工作中挺困扰我的一件事情。

钱穆过去讲，一个本国公民对于自己本国以往的历史应具温情与敬意，现在人们大体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中国文化是在农耕时代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达到了这个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在面对当时可能产生的所有问题时，中国文化基本都有高明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寻找到了承传这种文化的最佳方式。

今天提倡背《四书》，在知识的承传上，它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因为现代保存知识的手段非常丰富，就个人获得知识和养成人格来说，简单背诵只是第一步，但在现代社会，它所要付出的成本却很高，这个成本还不是一个简单时间问题，而是这种背诵的实际意义

我非常赞同温总理坚定有力地回击：：“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

我不由要说，那“一小撮”英国人实在是太糊涂了，是非不分，善恶不辩，真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了，阻碍“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的。

说实话，我和很多人一样，认为这些个英国媒体吹捧中国的背后一定暗藏“不可告人”之目的。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清楚，中国自己的麻烦够多的，自己的未来还在未定中，哪能承担大英帝国的“未来”啊！还有，中国人都清楚，我们为什么储蓄率最高，教育、医疗、房子，这些东西都很贵的，谁也不敢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那样大手大脚花钱啊！指望这些中国人花掉他们手中的“救命钱”，岂不是异想天开？

北京奥运是按下的一次快门 　　记：奥运会刚刚结束，全世界都开始关注“后奥运中国”，关注奥运会之后中国将发生的变化，你又是如何看待奥运之后中国将要发生的变化? 　　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最大的感触是奥运会并不会改变历史。北京奥运会是我们在历史进程中按下的一次快门，记录的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北京奥运会展示了中国政府在集中力量大力推动基础建设、举办大型国际盛会的惊人能力，这一点的确让人惊叹不已。 　　但我对所谓的“后奥运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奥运会的成功，对我而言，是中国在国家之间的体育竞技当中又得了一分。我更关注的是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这前面还有很长的路，前面还有很多更艰巨的挑战等着中国。 　　当然，奥运会让中国变得更加自信，这种自信，让中国能更轻松自如地融入国际社会，能让中国更好地加深对国际社会的了解，也让国际社会更好地深入了解中国，推动中国与全世界的合作和共同发展。

好在“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不仅是殷海光四十年前的预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用淋漓的鲜血写下了她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自由是人类不灭的追求，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

最怕的是管理者的变幻多端，因为管理者永远将自己置身“唯一最终解释权”者的位置，其它便全成枉然。　　历史的研读与解释却总是依赖参照，依赖科学唯物主义考量而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即使暂时被修正……

据本人考据，最初建议制定地方法规对游行示威制定必要的限制是自陈云始

一些唐而皇之的看似理由——安定、向前看——正吞噬着历史的客观……好在历史是无处不在处处在的东西，它无法重现，因而它的属性就注定无法修正

在美元兑欧元汇率创下新低之际发表的最新调查表明，全球半数的基金经理认为美元将被低估。

美林(Merrill Lynch)的月度基金经理调查结果显示，净有50%的基金经理认为美元过于疲软，高于前一个月的41%和1月份的30%。认为欧元被高估的基金经理比例更高，达到71%，高于1月份的55%。

由于欧元区通胀率升至1999年单一货币推出以来的最高水平，降低了欧元区大幅降息的可能，欧元兑美元汇率在4月16日创下历史新高。

著名的希特勒奥运会，不用多说了。有点诡异的是，CCAV网站上将这次奥运会之所以能够在柏林举行的原因之一归结为美国奥委会委员一贯“玩弄”体育与政治分开的把戏。

奥委会又在“玩弄”体育和政治分开的把戏了。他们同时给中国大陆和台湾发去了参赛的邀请函。结果台湾抢先一步同意，使得大陆方面愤而放弃参加比赛，并且宣布只要有台湾在的奥运会，中国大陆就绝不会参与。

从此之后虽然中国体育代表团每届都有资格参加比赛，但因为政治问题，一直拒绝派团进入奥运会。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世俗权力与神圣权威、暴力机器与和平抗争、铁碗的中国主权和高尚的藏独运动，这种种不可解的二元逻辑，被彻底打破了。西藏问题，将真正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旦成为政治问题，我们终究可以找到政治的办法来解决。   独立更加有道德感吗？   从70年代末以来，达赖喇嘛及其藏独运动在国际上逐渐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这个现象与趋势背后，有许多客观的历史背景。（1）在意识形态领域，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失败后的失落，使得许多左派走向对现代性的反动，就像他们的浪漫派祖先在十九世纪所做的那样。然而，十九世纪的浪漫派们尚能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众身上找到灵感；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幻，已经使得他们在二十世纪的后继者们再也找不到本土的灵感。他们必须去那些异质的文明里面去寻找。而就此而言，西藏是地球上唯一一块似乎没有被西方现代性玷污的地方。它没有经历过本土的革命，没有战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吵闹的资产阶级民主，有的是不变的历史，不变的神圣统治，不变的虔诚的人们。西藏的存在本身，似乎就给了这群人无限的希望。（2）在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多元化的深入，为达赖喇嘛在这些领域作为佛教代言人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3）在政治领域，卡特政府以来的人权政治、西德的和平攻势等变化，为达赖喇嘛打开了巨大的政治空间，使得他可以把藏独的诉求巧妙地嫁接到西方当代政治演进中去。   比较而言，中共、中国政府、中国、中国人（在这个语境下，许多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词汇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却在这段时间的西方概念中经历了完全相反的位移。在意识形态领域，本来就面临冷战思维歧视的中国，在左翼学生运动衰落、文革结束、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引入的背景下，在西方渐渐失去了最后的一批意识形态盟友。革命，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欠开拓状态，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本有的经历，因此使得中国缺乏参与当代西方文化、宗教与学术领域的对话和讨论的切入点。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直到后来我在一本书上发现一个事实，小时候一直挂在嘴边的那位伟大人物在我曾背诵地烂熟的历史书上的照片居然被加工过，去掉了人物背景中的那些浓郁的政治色彩，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簇簇蹩脚的鲜花。我对那些曾无数次观望的“历史照片”产生了惧怕心理。它们不再那么吸引我了，因为我希望找到哪怕一张绝对真实的照片。

也有他们在运输途中休息时的照片，也许是因为照片年代久远的缘故，似乎照片中的每一个中国农民的目光都极其呆滞，那些看着镜头的一双双眼睛似乎并没有在享受这种“曝光”的乐趣，好像在思考着其它事情……

旅美历史学家徐中约先生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终于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香港和大陆分别出版繁体字版和简体字版（计秋枫、朱庆葆译，茅家琦、钱乘旦校，徐中约审订。繁体版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我在多年前搜集林则徐翻译国际法相关资料时，曾拜读过徐先生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大作，看到《中国近代史》出版，译校者足够专业，而且又是作者亲自审订，就毫不犹豫地掏出六十余元买了一本。   回来后翻阅，看到书前有出版者署名的一篇“出版前言”，其中说“作者浸淫西方学术多年，其理论立场、观点、思想倾向及批评标准与我们不仅相同。经版权所有者授权，我们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其不妥之处还请读者见谅。”于是就对比了一下不同版本。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本来的四十二章，居然遭到大砍大杀，只剩下二十九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之后，就直接进入到“中国重入国际社会”，中间近三十年的历史完全删除殆尽！   整章连片地砍杀之外，还有不间断的字句删改。下面是作者全书最后一节“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的一部分，我用红色字标出删改的部分，可以看出这种所谓“适当而审慎的编辑处理”到了这怎样令人震惊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