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灾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就业。在东南沿海等一些企业的帮助下，一些平原受灾地区的灾民已经前往广东等地打工，但是在山区地区，一方面由于自身基础比较薄弱，另一方面信息也不灵通，当地的一些灾民对前途感到沮丧。

乐施会希望，各级政府能够给予这些外部资源比较有限的贫困和弱势地区"足够的和持续性的"关注。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媒体上有一些报道，民间在地震发生之前有一些反常的现象，比如说有些地方因为溪水和河水变浑浊没有水喝，还有蟾蜍集体过街的现象。请问在地震发生之前，我们的相关部门有没有接到这样的消息，是怎么样反应的？如果没有的话，今后我们在信息渠道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第二，汶川地震发生之后，网上盛传中国有非主流的专家用传统思维，已经发展出了超越西方的一种地震预报方法，并且在地震之前做出过预报，请问两位对此做何评论？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地震预报有什么特色？

“地震时代”的写作？

　　有人说的不错：现时代的文化肖像是一位流泪的诗人。然而，仅仅流泪还不够，而且泪水也有可能淹没诗歌。

　　仅仅是痛苦也还不够。还要去问，究竟是什么在我们身上痛苦？

　　真正有意义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追问和发掘。

　　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地震时代”（王晓渔语）里写作。

　　的确，什么都被震出来了。那么，面对这场灾难，尤其是面对媒体上和我们身边响起的一片嘈杂声、咒骂声、抵制声、加油声、请命声、哀哭声、逼捐声、奉劝声，写作不是确定“立场”又是什么？哪怕我们是在找一种个人的语言，也是在确定。

　　“山崩地裂之后/‘人民’就不再是抽象的了”，因而我也知道了自己的立场何在。少唱那些高调吧。诗人，在这个时候只能靠他的泪水引路。一个中国诗人，也只能靠屈原、杜甫这样的亡灵为他们引路。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因为写诗不是表态。在哀悼日，一个诗人应该和他的血肉同胞站在一起，但当他写诗时，他就必须发出属于他个人的声音。四川诗人杨黎《地震》一诗的最后一句是：“在众志成城的好时代，我有点孤独”。是的，孤独，坚忍不拔的孤独，这就是诗的内核。

　　因此，一个诗人在这个时候写诗，并不意味着像有人讥讽的那样加入了什么“集体抒情”，或放弃了他的“个人写作”。相反，在一个集体悲情淹没一切的时期，在一个以各类“正确”来替代甚或压制反思的时期，一个有良知的诗人和知识分子还要坚持发出个人的声音。希尼在《诗歌的纠正》中就曾引用过西蒙娜·薇依的这样一句话“遵守引力的力量，这是最大的罪”。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的写作是否就达到了一种“绝对的诚实”呢？不一定。因为我们太容易被自己所欺骗，也太容易被自己所感动。

　　这真是一场考验，似乎你写下的每个字，都在经受着无情的检验。从真实到矫情，从独立到流俗，从准确到空洞，似乎也只有半步之隔。大地震后我在报上读到的第一首诗是：《我的心和千百万旗帜一起飘向汶川》，我一读便在心里想“完了”，而这个人曾是我的朋友，也曾写过一些不错的诗。

　　那么，是什么在这个时候检验我们？———是那巨大的灾难，是血写的一切；是那无数个痛苦的生灵凝视我们的目光。

　　看来，“地震时代”的“抒情”并非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写作，其实比平常时期要更有难度。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写作，也是一种被众神目睹的写作。那撰刻诗句的刻刀，必须真正触及到坚硬的大理石。

　　这也使我意识到，“地震时代”的写作，其实无一例外都是一种“道德写作”。那么，什么才是一个诗人最大的道德呢？那就是对语言的珍惜。他对语言的关注和珍惜，就是他对生命的关注和珍惜。

　　正是这最后的一点，将一个真正的诗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地震导致山泥倾泻、道路塌陷、桥梁坍塌和民房倒塌，岩手县一辆巴士堕坡，车内17人全部获救。

　　地震发生后，日本国铁JR东北新干线和仙台地铁全面停驶，约2000名乘客被困3架子弹火车内，须自行步出疏散。东北电力指，约3万人断电，电话系统瘫痪，市民要以手机短讯慰问亲友。东北电力和东京电力指出，女川和福岛10个核电厂运作正常。

日本气象厅表示，首个预报在探测到地震4秒后发出。

　　距震央500公里的东京，居民感到地震前一刻，预报已经在电视画面上出现。地震预报系统的作用是预早通知核电厂和铁路等基建，让它们自动关闭。

　　在地震发生时，一架子弹火车自动停止前一分钟发出广播，呼吁乘客捉紧扶手。

　　全球首个紧急地震速报系统
日本科学家去年10月推出全球首个“紧急地震速报”系统，探测到地震迹象后立即通知居民和各大机构，让居民掌握“黄金分秒”逃生时间，减低人命伤亡。